灯灭了。
黑暗裹上来,带着旧楼特有的气味——潮湿的石灰墙、地板蜡、还有档案室飘出来的陈年纸浆味。
他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咳嗽一声。
灯亮了。
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在这条走廊里咳嗽了。
他想。
三年了,他摸透了这条走廊声控灯的脾性——安静十五秒就灭,咳嗽一声就亮,拖鞋拖过去能亮五秒,光脚走只能亮三秒。
他闭着眼都知道从办公室走到卫生间是十七步,从卫生间走回办公室是十八步——多出来的一步是因为要绕开左侧那块松动的地砖,踩上去会“嘎吱”一声,像踩着一只老鼠的尾巴。
三年。
一千多个日夜。
他记得每一个清晨推开展厅大门时的樟木香,记得夏天展厅里中央空调的冷气吹得后脖颈发僵,记得冬天带团时嘴里呼出的白气模糊了眼镜片,记得每一个问出“这个值多少钱”的游客脸上的表情——好奇的、轻蔑的、失望的、恍然大悟的。
他更记得那些厚厚一摞红皮真题教材。封面从崭新的亮红磨成了哑光,边缘卷得像干涸的河床。翻得最多的那几页——《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逻辑判断章节、《申论》的策论文范文——沾着油渍、茶水渍,还有一次面汤泼上去留下的浅褐色圆斑,像一枚陈旧的勋章。他每天早上六点起来背时政,午休时间刷行测题,晚上闭馆后在值班室里写申论。有次写到凌晨两点,抬头看见值班室窗玻璃上糊着一层雾气,他在雾气上写了个“编”字,看着水珠沿着笔划往下淌,像哭了一样。
之前碌碌庸庸的学习经历里未经历的苦果仿佛这一瞬间都拥抱过来,包裹得他有点喘不过气来。
但是路过镇馆之鼎的时候,嘴唇还是会不自觉地翕动:“通高八十六点四厘米,口径五十七点二厘米,重二百零三点五公斤。”
像念经一样含在嘴里,含久了舌头都不用动,那几个数字就能从喉咙里自己滚出来,像是身体的一部分,像是血液在重复自己流淌的路径。
现在那些东西都悬在空气里。像杯子里的茶叶沫子,水倒掉了,它们就轻飘飘地浮着,落不了地。
“小陈,下班啦?”
保安孙大爷从值班室里探出半个身子。
他六十多了,头发灰白得像博物馆外墙被风雨侵蚀过的大理石。因为博物馆本身人也不多,他记得陈默,知道这个年轻人每天晚上最后一个走,早上第一个到,他从没请过假,知道他的午饭也是简简单单,因为是合同工,总是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吃饭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到院子里待着。
“就走,大爷。”
陈默扯了扯嘴角。
但脸上的肌肉像是忘了怎么笑,僵在那里,最后只做出一个不伦不类的表情——介于哭和笑之间。
“你那事我听说了,”孙大爷压低了声音,保安室的收音机还在咿咿呀呀地唱着一出老戏,“那王老师,也太——”
“没事的,大爷。我正好想歇歇。”
陈默把背包带往肩上拢了拢,“复习考试。”
他说完这句就往外走。
太急了,连自己都能听出话音里的破绽——复习什么?比选资格都没了。
他怕孙大爷再问,脚步也跟着快了几分。
但还是没有忍住,回头看了眼馆前镇馆之鼎的模型,嘴唇又翕动了一下,数字还没滚出来就被他咬住了。
别念了,
他想,
以后不用念了。
他走到门口,太阳已经下山,夜风灌进来,带着九月特有的清冽和一丝若有若无的桂花香。
馆前广场上的国槐被路灯照出一地细碎的影子,像碎掉的青花瓷片。
孙大爷追出半步,探出半张脸喊了句:“小陈!有人找你!那边亭子里坐了一下午了,穿中山装的,看着不像看展的。”
陈默回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