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到了一楼,门打开,江余正要迈步出去,沈渡忽然拉住了他的手臂。动作很轻,但很坚定,像一只猫用爪子按住了一只试图逃跑的老鼠。“江余。”“嗯?”“裴萧如果知道录音带的内容,他为什么不主动联系我们?他是刑部侍郎,我们有联合调查的权限。他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介入这个案子,但他没有。他选择了沉默。”江余的脚步停在了电梯门中间。门感应到有人,没有关,发出滴滴滴的警报声,像一只不耐烦的闹钟。“因为他不想让我们知道他知道。”江余说。沈渡松开了他的手臂,那只有力的手从他小臂上撤开的时候,江余感觉那一块的皮肤温度忽然低了两度。“或者,”沈渡走出电梯,风衣的下摆在身后轻轻摆动,“他在等我们去找他。”临川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外科病房在住院部三楼,和东城第一人民医院的精神科不同,这里的走廊刷的是白墙,灯光是惨白的日光灯,空气中弥漫的是碘伏和消毒水的味道,没有薰衣草,没有柔和的灯光,没有给人喘息的空间。简安刚结束一台手术,护士服外面套了一件白大褂,口罩还没摘,只露出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她看到江余和沈渡出现在护士站的时候,口罩动了一下,像是在说什么,但没有发出声音。江余亮出警官证,压低声音说:“简安女士,借一步说话。”简安把他们带到走廊尽头的医生休息室。房间不大,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墙上贴着一张婴儿的海报,大概是医院统一配置的。简安摘下口罩,露出一张疲惫的脸。她比上次见面的时候瘦了,颧骨更突出了,眼睛下面的青色更深了,像两块没有涂匀的颜料。“你们找到大何了吗?”她问,声音沙哑。“没有。”江余没有绕弯子,直接问,“你认识裴萧吗?”简安的表情出现了变化——不是惊讶,不是恐惧,是一种“终于有人问到这个了”的如释重负。她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江余。信封上没有署名,没有寄件地址,邮戳是东城本地的,日期是三天前。江余抽出信纸,上面只有一行字,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但收笔处有细微的颤抖,像写字的人的手在发抖:“你姐姐的素描本,在裴萧手里。”简安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干涩得像砂纸磨玻璃:“我姐姐失踪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如果有一天我出事了,你就去找一个叫裴萧的人,他在刑部。你把我的事告诉他,他会帮我。’”“你去找他了吗?”“找了。2021年,我姐姐失踪后第三天,我去刑部找他。他不在。门房说他出差了,要半个月才回来。我等了半个月,再去,他回来了。我跟他说了我姐姐的事,他听得很认真,一句话都没有打断我。听完了,他说——‘我知道了。你回去吧,有消息我会通知你。’”简安的声音开始发抖,但她没有哭。她咬着嘴唇内侧的肉,咬得很用力,像是在用疼痛压制着什么。“后来他没有通知过我。一次都没有。我给他打过电话,去过刑部,写过信,他都没有回应。我以为他忘了。但三天前我收到这封信——不是他写的,是有人用他的名义写的。因为信纸上的字不是他的笔迹,我看过他写的字,在我姐姐的遗物里。”江余把信纸举到灯光下,凑近了看那些笔画。起笔有力,收笔颤抖,不像是一个健康的人写的字。更像是一个受了伤、或者正在生病的人写的。“裴萧最近身体怎么样?”江余问。简安愣了一下:“我不知道。我们不联系。”沈渡从江余手里拿过信纸,放在桌上,用手指轻轻地描了一遍那些颤抖的收笔。他的手指很长,骨节分明,在信纸上移动的时候,像一只白色的蝴蝶在花间飞舞。“这个人的右手受过伤,或者有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他的字以前不是这样的——你说你看过他写的字,笔迹工整有力。现在变成了这样,说明他在这三年里经历了某种变化。”他抬起头,看着简安。“裴萧在查你姐姐的案子。他一直都在查。他不联系你,不是因为他忘了,是因为他不想把你卷进来。”简安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没有声音,只是无声地流,顺着脸颊滑下去,在下巴处汇聚成一颗透明的珠子,然后坠落,砸在她的白大褂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江余从口袋里掏出纸巾,递给她。简安没有接,用手背狠狠地擦了一下眼睛,然后站起来,声音恢复了那种护士长特有的、不容置疑的冷静:“江队长,沈顾问,我下午还有两台手术。你们要是查到了什么,告诉我一声。我姐姐的事,我不想再从别人嘴里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