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早年图纸翻过来,让我看资料来源标注。复印件来自这次项目已收集的旧建筑资料,年代早于通道封闭,不能反过来证明二〇〇四年当天是什么样。
“我会在工作记录里提出这处问题。你可以找住户留的维修票据。我母亲的失踪材料,我另拿给你看。”
这句话让我抬头。
“你愿意给我看?”
“你已经把那张说明拿出来了。”
他没有把它说成交换。我却听懂了,这是一个需要彼此做出行动才能继续的位置。
离开早餐店,外头的太阳很亮。我们沿街走回院子,经过一家改衣店。机器开着,门口挂了一条只剪好一边的裤子。
我脚步慢下来。
陆照野也停了一下,没问。我说母亲以前每天都踩这个声音,夜里听久了会觉得烦,现在家里安静,反而总以为机器还没停。
“我家以前有一只闹钟。”他说,“我爸值早班,天天四点多响。他走了以后,我有一阵也会醒。”
“后来呢?”
“慢慢不醒了。有时候还是会。”
我点头。这个回答比“时间会好的”更让我能接受。
回到院里,邱师傅正在门口等。他拄着一根木拐,老伴扶着,显然是被新锁的事气得想亲自看看。
我们先搬椅子让他坐下。他听陆照野说检修坑,眉头皱起来。
“原来烫衣服那边排水不行,地势低,下大雨会倒灌。后头是有个坑,清过。”
“后来怎么处理的?”
“停用以后,大概填了。不是我干的。我当年管的是另一排。”
他强调一遍不是自己,像怕我们把工种相近的人都算作知情者。
我问有没有见过材料,他说家里有几张老管线图,未必是这处,可以找找。但填坑的单子,谁付款谁可能留着。
“我妈可能有?”
“你家和隔壁受潮,凑过钱。具体谁收的,问你姨妈,她那时候办事多。”
沈岚的名字又出现一次。
我记下来,没有在名字旁边画圈。最近我太容易对同一个人反复出现产生警觉,可在这个院子里,姨妈确实参与过太多普通的事。
邱师傅看着我手里的本子,问我是不是要写老厂的故事。我说暂时不是。他松了口气,说人老了,有些记得,有些不记得,别听一句就登出去。
“不会。”我说。
我帮他将老花镜收进盒子。他忽然问:“你妈那台机器,还在吧?”
我说在。
“别急着扔。有人要配件。能卖点,也比当废铁强。”
这是我这几天听到最普通、也最实在的建议。我答应记着,没有把他的话解读成母亲还应该以某种形式留在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