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课的通知又来的时候,没有人真正把心放下。
课表贴在墙上,风一吹,边角就卷。老师进教室,手里多了课本,可讲不了多久,外头又有人喊集合。二姐去了几天,算术重新捡起来,字却比炉边写得慢。学校的铃声一响,心思就散。
代课的老师翻看她的算术本,见她把进位那道题算对了两遍,随口说了一句:“这份心思,将来说不定还真能考大学。”这话说得轻,像是场面话,二姐没敢真的放在心上,只记住了。
后来通知学工了。名单是按班排的。二姐的名字在中间,去东区的一家工厂。烟囱常年吐灰,门楣上的字被烟熏得发暗。队伍排着进门时,有人捂鼻子,有人东张西望。二姐只把袖口挽紧,跟上前头的人。
她被分到包装车间边角,跟一个脸晒得很黑的师傅捡漏、捆绳、搬空箱。
第一天,手掌就被麻绳勒出两道红印。师傅看了一眼:“疼就说。不说,明天还这样。”
二姐摇头:“不疼。”
师傅哼了一声:“嘴硬的,我见多了。”
到第三天,他扔给她一双旧手套。指头磨穿了两个洞,洞边起了毛。
“戴上。”师傅说,“洞,我让我屋里人补。”
手套大,她戴着像借来的掌。可有了它,绳勒得轻些。中午在厂食堂,饭是糙的,菜是少的。二姐把菜叶拨进饭里搅匀,听邻桌有人说:“学工表现好,往后或许能留厂。”
她心跳漏了一拍。这话说到了家里人这些日子没提起过的那点盼头上。
下午搬箱,箱子比她肩膀宽。她咬牙扛,走得晃。有人笑:“这么小的人儿,逞什么英雄?”她脚下一滑,箱角磕到小腿,青了一块。师傅过来,没有扶她,只把箱子接过去,放稳,说:“英雄不英雄的,先学会站稳。站不稳,怎么都是摔。”
二姐眼眶热,没让泪掉下来。她重新扛起更小的一只,一步一步走完。
一周学工结束,师傅在她名下划了个记号。二姐不识那记号的全部意思,只听见他对带队老师说:“这丫头行。不惜力气,也不瞎咋呼。”带队老师点头,把话记在本子上。
回家后,元娘看见她小腿的青,嘴抿成一条线,却只说:“用热布敷。明天还去?”
“学工结束了。”二姐说,“老师说,表现还行。”
元爷听了“行”字,烟头亮了一下:“行就好。行不是夸你,是给你留了个话。以后厂里要人,话比你自己喊有用。”
二姐躺在夜里,摸着小腿的青。青会褪。
手套上的洞,师傅屋里人真的补了。针脚细密,有点像大姐的活。她把补好的手套还回去时,师傅摆手:“留着吧。再来还能用。”二姐把手套叠好,放进自己的布袋。袋里还有半截铅笔,和巧巧的信。
真正进厂,是又过了两年多的事。
街道和厂里的名额像筛子,筛了又筛。元爷跑过的那些人情,没有当时就兑现,却在后来一点点沉下来。大姐把婚事又往后搁了搁,社里的活接到手软。三妹的药没有断。元娘鬓角的白,连成了细细一条。
厂牌发下来的那天,不大。铁皮边,红字,号码戳在右下角。厂名和学工那年去的是同一家。二姐后来才明白,师傅当年那句“这丫头行”,划的那个记号,原来一直压在名册底下,没被翻掉。
管齐岁数的干部翻看她的户口本,在“十六周岁”那栏后头停了一停,才勉强画了个钩。二姐把厂牌别在胸前,走路都轻微侧着肩,怕蹭掉。
元爷没有进厂门。他只送到路口,手插在袖筒里,说:“进去就听师傅的。在家顶嘴可以,在装卸队,我能护你半句;在这儿,你自个儿是自个儿的。”
二姐点头。她看见父亲鬓角的白,比码头那几年又多了。
徒工的日子是用铃声切的。上班,下班,学习,加班。手从细皮磨成粗皮,指节常裂。裂了,元娘给她抹一点油;油没有了,就用热水泡。泡完,茧更厚。
第一次发薪,二姐把票子在手里数了三遍。大部分放在元娘枕头边,自己只留一点零用。元娘摸了摸那些票子,没推,说:“三妹的药,从这个月起,你出一半。剩的,家里收着。你以后若真要出门远,路费不能现抓。”
大姐把自己一双尚新的鞋塞给她:“厂里地硬。我那双旧的还能穿。”
二姐推:“你也要走夜路。”
“我夜路也是一个人走。”大姐笑,笑里有一点苦,很快散掉,“你穿。”
三妹把脸贴过来:“姐,你当工人了。那我是工人妹妹。”
二姐敲她额头:“好好养病,别贫。”
发薪后的那个星期天,二姐在副食店排了半天队,买回一小包点心。点心不贵,纸包得紧,油浸透了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