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尘小说网

国防外交2（第3页）

大唐领土辽阔，由本部与羁属两大部分组成。本部是指实质统治的直辖领土，至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时已大定，东至于海，西至于焉耆，南尽林邑，北接薛延陀。本部以外，大唐还有形式统治的羁属领土，行使形式统治权的对象是臣属诸蕃。他们各依国部大小列置为府州县——即与直辖正州不同的羁縻府州县，分属边州都督、都护所领，前后有纪录者凡六百五十六个府州，数目几乎是正州的一倍。

大唐羁縻府州如此之多，他们事实上是大唐的自治属国或属部，都督和刺史就是他们的君主或酋长，因此他们与宗主国的关系可以说是准国际关系，也可视为单一的国际组织，共同构成了大唐世界圈。此外，亚欧诸不臣属于大唐的国家，就是唐人所习称的诸蕃国。

广大的直辖和羁属领土，其实是从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平定东突厥后逐渐扩张而来，此又与大唐为了维持国际秩序而经常用兵的结果有关；显然这是大势所趋，宜非单纯的穷兵黩武。例如林邑国（在今越南中部）曾因言语不恭，有人劝唐太宗遣兵讨伐。唐太宗答道：“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岂得辄即发兵?但经历山险，土多瘴疠，若我兵士疾疫，虽克翦此蛮，亦何所补?言语之间，何足介意!"

显示他能自制，深知用兵是不得已之事。唐太宗一生戎马，最大的败笔是亲征高丽，但确与他屡次以宗主身份调停三国纠纷不果，故不得已出兵有关。他所扮演的角色，调停语气，乃至持续用兵，后来皆被高宗所沿袭。

代天理物的万国之主，若苦口婆心调停不果，能不为维持颜面与国际秩序而出兵吗?大唐皇帝一度作为万国之主，国家也的确万邦来朝，大唐声势因此远扬，世界的文化、经济从而加强，应该是值得大唐子民肯定而自豪的事。当每州诸蕃使至京朝集，或者不臣属于大唐的诸蕃国使节来唐交聘之时，真是极一时之盛况。

大唐外交惯例：西蕃诸国通唐使处悉置铜鱼，雌雄相合各十二只，皆铭其国名，雄者留在内，雌者付本国。如其国使来，正月则持第一鱼，二月持第二鱼，如此类推，校其雌雄合，乃依常礼予以接待。接待机关是相当于外交部的鸿胪寺，此寺在武则天临朝时改官称为司宾寺，所属的客馆置有译语人，相当于外交宾馆。

到了大周证圣元年（695）九鼎和天枢先后落成，于是在举行合祭天地大典、加尊“天册金轮圣神皇帝”的同月，武则天更颁下九月五日敕令：“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俱在南海）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

显然有引诱万国来仪，以夸耀尊大之意，东突厥可汗默啜就是在翌月遣使入朝，被封为“归国公”的。降至武则天重立废帝庐陵王为太子，大举兴兵有效地抵抗了默啜入侵后的翌年——圣历三年（700）三月六日，复颁敕：“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在泰国、老挝间），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在叶尼塞河流域），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在黑龙江下游），并为入番；以外为绝域。其使应给料，各依式。”武则天以扩大供给程料的范围作手段，意图更广泛地招引各国来朝，恐怕是要用外交声势来稳住国内外的心理，以便维持她的个人声望。总之，武则天善于利用夸张性的外交以增加声望，增强威势，如同利用宗教一样，是无庸置疑的。

明眼人一定看得出来，武则天的外交其实是一种变相的金钱外交。她的国内声望暂且不说，就以国际声望而论，她事实上远不能与前后两任丈夫——唐太宗和唐高宗——相比，所以要夸耀就得花钱。试想大食等国，连同五六百个羁縻蕃属朝集使团，来朝一次所需的经费和接待人力有多少?因此武则天政府的财政不紧张困窘才怪!这种劳民伤财、虚张声势的事情，显然是后来开元皇帝所要革新的项目之一。

开元皇帝即位之初，就在先天二年（713，即开元元年）十月下诏，委当蕃都督及管内刺史对此加以管制，限制“每年一蕃令一人入朝，给左右不得过二人”。开元八年十月更敕令“每年分蕃朝集，限一月二十五日到京，十一月一日见”。玄宗不满和否定武则天的作为，由此可见一斑。

万国来朝的外交盛况并不意谓国际以大周为首从此和平，甚至不意谓他国就不敢侵犯中国。在武则天统治之下，中国事实上是频年征战的。

败仗多了，最后连对残破之余而再起的东突厥、仅有数万兵力的小国契丹竟然也一输再输，且被直攻本土，而大唐自太宗后所未曾有，当然使人民对朝廷和战争丧失信心!后来宰相狄仁杰主张退守养民，以建设内敛型的国家为国策，无论从国防外交的情势和国内动员损耗的情况看，都很难说他思想保守迂腐。因为曾经力抗契丹与突厥入侵，如今重登庙堂之上，狄仁杰其实能了解此时的全局。

他的主张无异是要提供武则天另一类思考，一方面要抵制那些“贪夫之议”，另一方面则要打消武则天“黩兵”之思——称为“天册金轮圣神皇帝”的她，若无好大喜功之心，谁能让她点头实施金钱外交和穷兵黩武?尽管武则天没有采纳他放弃四镇的建议，然而狄相公显然也不能算失败，以他

在神功元年（697）提出主张为分水岭，此后武则天基本上就在诸边以维持国际现状为准，正北甚至退守本土，同时答允吐蕃和东突厥的和亲，谅解突骑施的逼逐阿史那氏可汗；尤其在狄仁杰死——久视元年（700）九月前四个月，七十六岁的她终于觉悟，取消了“天册金轮圣神”的伟大尊号，回复一个寻常“皇帝”的角色。

虽说这种觉悟与她此时的思想信仰有了变化关系更大，但是国防外交的挫折，也不免是影响她放弃自我尊大的因素之一。两害相权，说服自我尊大、威权独任的武则天，让她追逐个人享福，总比让她继续追求夸张外交和国家征服好——何况西边和北边总是战败的多。狄仁杰被自大的武则天尊称为“国老”，让百姓推崇为贤相，要从这个角度去体会才成。

武则天晚年国策的转变当然值得重视，不过为何大周一再败仗，也值得进一步检讨。登基初左补阙薛谦光曾经上疏，检讨国防上出现了两个隐忧，一是因外交政策而埋下的，另一则是因国防政策和军队本身而产生的。

外交政策埋下了什么问题?

首先，武则天在刚临朝称制之时，就进行了官称与制度的改革。在国防外交方面，她自以为本着兴亡继绝的精神，以复立属国君长之后为己任；同时命令“其都护、汉宫及镇兵等，并悉放还”。西突厥两可汗就是在这种政策下复国的。匆促撤退这些国家的监护系统而无配套的措施，无异实质让他们迅速恢复独立，或许可以博得兴亡继绝的称誉，但对国家安全则是十分不利。诚如薛谦光的疏章所说，他以五胡之乱为例，顺着郭钦、江统徙戎的论点，提出如下的警告：“窃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并叼殊奖。或执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黄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图史，察安危于古今；识边塞之盈虚，知山川之险易。或委以经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邱之志，放使归蕃。于国家虽有冠带之名，在夷狄广其从横之智；及归部落，鲜不称兵。边鄙罹灾，实由于此。”

因此，薛谦光更进一步忧虑说，脱使“备守不谨，边防失图，则夷狄称兵，不在方外”，揆诸东突厥和契丹的起兵均在大周边疆发生，可证此言也非危言耸听。为此，他建议“愿充侍子者，一皆禁绝；必若在中国，亦可使归蕃，则夷人保疆，边邑无事矣”。

他的忧虑和建议没有被采纳，后来曾当武则天宰相而后又再任复辟皇帝宰相的李峤，则另从财政困窘的角度上书，干脆建议“远方夷人，不堪治国，向务抚纳而官之；非立功酋长，类靡俸禄，愿商度非要者，一切放还”。亦即武则天时期，因外交所引起的国家安全问题有二，一是国防的，一是财政的。

其次，国防政策和军队出现了什么问题?

武则天既然不是要调整国策为内敛化，不是真的要放弃属国和盟主地位，却要将兵力作战略性的撤退，无异是矛盾的思考，授敌以机，战火之起将是迟早之事，故吐蕃乘虚大入安西，然后破我焉耆，逼我敦煌，能不烧及本土则已是大幸。闻鼓思将，用兵求精，但这两个项目恰是武则天的弱项。

先论将才的选用。大唐有如此高度的国际地位，与他的大战略卓越和战果辉煌有密切关系。如果以唐太宗、李靖、李劫为一流大统帅的标准——即能综览全局，善于统率指挥大兵团，却又能以最小的兵力歼灭强敌大军，迅速获得最大战果，达成国家最大利益者，则侯君集、苏定方、裴行俭、刘仁轨等只能算是二流统帅，至于薛万彻、薛仁贵、王方翼、程务挺、张虔勖、王孝杰、黑齿常之等仅能算是战将或勇将。不过无论如何，大唐早期各种将帅都有，济济一朝，共成厥功。

随着一流大统帅的凋零，二流统帅也在唐高宗晚期和武则天临朝初年相继谢世。李劫死后一年，薛仁贵就有大非川之被歼；又六年，复有李敬玄青海之丧败，丧师辱国莫此为甚!稍后朝议有攻势和守势国防的辩论，唐高宗衡量“宿将旧人多从物故”，感慨“李劫已后，实无好将。当今以张虔勖、纪及善等差为优耳!”而来恒也答以“今无好将，诚如圣旨”。

显然早在一流大统帅相继凋谢之时，唐高宗已感觉到继起将才缺乏的压力，曾于显庆二年（657）六月特颁《采访武勇诏》，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牧守各举勇冠三军，智兼百胜，有谋略，能治军等人才。这时统帅人才缺乏的问题就已经突显出来。其后太学生魏元忠赴东都上封事，详论命将用兵之道，就更指出此问题的重要性，兼论及军纪军风的问题。

一是不杀败军之将如薛仁贵等，显示军纪疏亏，无以劝来者；二是“今罚不能行，赏亦难信，故人间议者皆言‘近日征行，虚有赏格而无其事’比者师出无功，未必不由于此”;三是“自苏定方定辽东，李劫破平壤，赏绝不行，勋仍淹滞，数年纷纭，真伪相杂，纵加沙汰，未至澄清”;四是“今之将吏，率多贪暴，所务惟口马，所求惟财物，纵使行军，悉是此属。臣恐吐蕃之平，未可旦夕望也”。

武则天这时参预朝政，根据所著《臣轨》特列《良将》一章，论述良将的素质与条件，显示她是重视将帅人选的；但是却并未帮助高宗改善此方面的缺点，到了她独治时情况更糟。

例如她将已算是三流统帅而威镇突厥的程务挺、王方翼杀死或流放而死了，张虔勖、黑齿常之后来也被酷吏诬构而死，可谓自毁长城。登基前她命素无统领大军经验的韦待价率三十六道总管远征吐蕃，遂致大败；又三度命和尚情夫薛怀义统大军北征东突厥，幸好未遭遇敌军，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时乔知之在同城的侨置安北都护府任监军，上表批评当前的军队，说“臣比来看国家兴兵，但寻常轨。主将不选，士卒不练，徒如驱市人以战耳。故临阵对寇，未尝不先自溃散。遂使夷狄乘利，轻于国威，兵愈出而事愈屈。盖是国家自过计于敌尔，故非小丑能有异图”。

因此他颇为悲观的说：“陛下今日不更为之图，以激励天下忠勇；但欲以今日之兵、今日之将，冀收功于异域，建业于中兴，则臣之愚蒙必以为未可得也!”稍后薛谦光亦上疏论时政，其中指出当今取士，“才应经邦之流，惟令试策；武能制敌之例，只验弯弧。至如武艺，则赵云虽勇，资诸葛之指伪；周勃虽雄，乏陈平之智略。斗将长于摧锋，谋将审于料事”，希望慎选能谋之统帅人才。

武则天的统帅人选既然如此，那她的军队又怎样呢，为何至于“兵愈出而事愈屈”?

大唐自唐太宗即位以来，亲自训练军人战技并决行赏罚，故培养出一时劲旅，迅速平灭东突厥。此后战时除了征调正规的府兵组成行军以赴战外，也颇招募临时的兵募及允许义征参战，如青年时的薛仁贵就曾因为不合募格而自携武装参战的，士气极为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