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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外交2（第4页）

然而诚如太学生魏元忠的封事所说，在唐高宗中期远征朝鲜三岛之时，军人已因赏罚不明、军纪败坏，而严重影响了士气。他的指陈在刘仁轨所上的朝鲜军情报告书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刘仁轨当时勒兵镇守百济，据他的报告，大唐远征兵募有如下的情况：他们手脚沉重者多，勇健奋发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单寒，惟望西归，无心展效。今日官府与往昔不同，人心又别，战死者更不借问，有功勋者不被纪录，而有钱人家却可以逃脱征役。出征之初悬以高官重赏，百般引诱，俟到战地则惟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而且勋官优先被征，牵挽辛苦，与白丁无别。征调时原谓只出征一年，故兵募仅带一年资装，今已离家两年，故装备单露，加上补给线长而不易充分补给，使兵募困顿。因此刘仁轨请求改善，以鼓舞士气。

刘仁轨的请求虽然被唐高宗采纳，但已显示了大唐远征军的一般状况。低落的士气大大影响百姓从军的意愿和斗志，唐初那种自告奋勇、自费参战之风，乃至尚武精神和武艺，在此状况下当然日渐衰退，因此唐军对外征战屡败，实与此有关。

又据史载，武则天登基初期曾拿出金银财宝悬赏，令从宰相及文武官之中选择善射者五人共赌，汉官不胜，第一名的高丽裔将领泉献诚为此启奏说：“陛下令简能射者五人，所得者多非汉官，臣恐自此已后，无汉官工射之名，伏望停寝此射。”

武则天嘉而纳之。将校虽然不一定能成为善谋的大军统帅，但却是率兵战斗的骨干，由此一例，可以验证当时汉裔将校武艺日降、军中战将素质日下的概况，所以魏元忠批评“论武者以弓马为先”，薛谦光批评“武能制敌之例，只验弯弧”之说，其实是不得已的补救措施。这些被选出来的弓马弯弧之士，武艺显然仍是比不上蕃将的，例如契丹骁将李楷固、骆务整，每陷阵则如鹘入鸟群，所向披靡，为周军将士所惧，后来因孙万荣死而投降，遂成为大周骁将，反靠他们才平定了契丹余党。

《求猛士诏》为征吐蕃而颁，谓吐蕃夺吐谷浑领土，唐军往征失利，“今欲分命将帅，穷其巢穴；克清荒服，必寄英奇。但秦雍之郊，俗称劲勇；汾晋之壤，人擅骁雄。宜令关内河东诸州，广求猛士。在京者，令中书门下于庙堂选试；外州委使人与州县相知。有膂力雄果，弓马灼然者，咸宜甄采，即以猛士为名”。

翌年正月更又遣将“分往河南、河北以募猛士”。可见唐军已不如当年劲勇骁雄，的确是屡败的原因之一。进士出身而时任监察御史的娄师德，就是在此时抗表自请为猛士，因频有战功而崛起的。

中国军队将士的武艺和士气竟然低落如此，所以唐高宗晚年出征兵力经常高达二十万、三十万人，武则天更高达四十万以上，欲以“人海战术”致胜，这是唐太宗所不能想像的，然而虽多奚以为?尤其当武则天所用统帅不是情夫就是侄子之时!试以迎抗契丹的战争为例吧。

李尽忠以数万兵力攻占营州，武则天命张玄遇等二十八将往讨，并命武三思以安抚大使名义为统帅。李尽忠以军队饥寒的假情报欺敌，张玄遇等抢功冒进，大败于东硖石谷，张玄遇等将被生擒，周军将士之不济事由此可见。

武则天为此下制征发天下系囚和家奴为兵，并令山东近边诸州置武骑团兵，正应验了乔知之所说的“主将不选，士卒不练，徒如驱市人以战耳”。

武则天又命武攸宜为清边道行军大总管往讨，而曾统大军收复安西四镇的王孝杰则仅为其前锋。当时辽东都督高仇须接敌，败其军十一阵，捉得一百人。这不过只是小胜，但是报到武攸宜那里则变成了大捷。攸宜一面致书给他，称赞他捉得生口一千人，并指示敌情和交付任务；一面也令陈子昂上表，向朝廷报捷。武攸宜指示的敌情和交付的任务是这样的：“今贼饥饿，灾望日滋。天降其殃，‘尽灭’已死；人厌其祸，‘万斩’方诛。营州士人及城傍子弟，近送密款，准待官军。某令蕃汉精兵四十万众，克取某月日百道齐驱；分五万蕃汉精兵，令中郎将薛讷（薛仁贵之子）取海路东入。请都督励兵秣马，以待此期。共登丸山，看殄凶虏!”夸张轻敌之情溢于言表。

朝中得报，不但没有警告武攸宜轻敌，反而同样的情绪也盈于朝廷，宰相等上表称贺，亦骂契丹为“妖徒”，赞美高仇须败“孙万斩”之役有天助，说“城中出兵与其贼拒战，则有飞廉作气，回禄扬嫖”云云。

武攸宜立令陈子昂上表，说“臣闻鼠者，坎精孽胡之象，宵行昼伏。今白日归命，素质伏辜，天亡之征，兆实先露!自孝杰发后，再有贼中信来，不谋同词，皆云‘尽灭’病死，亲离众溃，匪朝即夕。今圣威远振，白鼠投营。休兆同符，实如灵契。凡在将士，孰不欢欣；执截献俘，期在不远”!又令子昂报书王孝杰说：“使至，辱书，知初出黄龙，即擒白鼠。凶贼灭兆，事乃先发。贼降之象，理必无疑!近再有贼中信来，亲离众溃，期在旦夕。尚书（孝杰曾为夏官尚书）宜训兵励士，秣马严威，因此凶乱之机，乘其败亡之势；事同破竹，无待翦茅。坐听凯歌，豫用欣慰!"

将帅既一再误判情报，又迷信骄妄如此，故素无大军指战经验的武攸宜，乃在兴奋之余，下了两道命令：第一道说：“契丹逆丑，天降其灾；尽病水肿，命在旦夕。营州饥饿，人不聊生；唯待官军，即拟归顺!某此训励兵马，袭击有期；六军长驱，此月将发。恨不得与诸公等共观诸将斩識献俘!契丹破了，便望回兵，平殄默啜。与诸公等相见有日，预以慰怀!”第二道是：“比贼中频有人出来，异口同词，皆云逆贼‘李尽灭’已死，营州饥饿，人不聊生；诸蕃首领百姓等，唯望官军，即拟归顺。前后继至，非止一人。某先使人向营州，昨回，具得父老密状，云贼势蹙；去正月上旬，有妖星落‘孙万斩’营中，其声如雷，贼党离心，各以猜贰。天殃如此，人事又然；平殄凶渠，正在今日。大军即以二月上旬，六道并人，指期克翦，同立大勋!请公等训励兵马，共为犄角；开国封侯，其机在此。幸各勉力，以图厥功!"不料王孝杰军翌月即大败于西硖石谷，连己身也殉阵了。

王孝杰之败，应与将帅骄妄轻敌有关，但当契丹诱敌于死地而回兵薄战之时，副大总管苏宏晖竟然先遁，引起全军崩溃，此关系似乎更大。武攸宜为此令张说代撰失利请罪表，请求更换统帅和回京待罪，而事竟不果；苏宏晖本来已被武则天处斩，然因另立军功亦能得免。

苏宏晖上表向武则天谢恩和谢罪时，述及当时战况，竟推诿说是“前军挫衄，士卒奔亡。臣复继驱驰，战斗**。川谷地险，客主势殊；步马相悬，左右受敌。决命争先，力尽涂穷。遂以貔貅之师，衄于犬羊之众”。无论如何，周军统帅无指战之才，将帅骄妄轻敌，军士无斗志，军纪不严明，仍是致败的原因。

大周军队似乎不是“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所想能挥舞伏魔降妖的金轮；它基本上是一支军纪不严明、统帅无能、将领骄妄、士卒怯战的军队。难怪大周会被吐蕃、东突厥和契丹所交侵，想协助西突厥两可汗复国也力不从心。

契丹平后，武则天曾在科举考试中亲自出了一道策问，“问：东胡逆命，北海为墟，朝廷循修复之功，边境乏折冲之寄，辽水东西，城池不复；丸山左右，职贡犹迷。其使三圣（指大唐高祖李渊、唐太宗和唐高宗）遗黎，九州故地，飘然零落，可不痛哉!今欲示以威惠，申诱约束，选众之举未睹于今，出群之略何必是古。指明其要，无大简焉。”显示她其实自知“神功”出了问题，致使国防外交产生了危机，成就大大不如大唐三圣。

武则天最后找到了原因和解决的办法没有?根据以下措施显示，显然是有的。

上面的策略显示她将危机归因于“乏折冲之寄”，与及选举非有“出群之略”。为此，她展开了四个对策：

第一是留心选拔高水平的将相，例如武则天晚年发现唐休璟熟悉西域战略情势，判断准确，乃叹“恨用卿晚!”遂在长安三年（703）拜他为夏官（兵部）尚书、检校凉州都督、同三品；又谓群相说：“休璟谙练边事，卿等十不当一也。”

第二是在长安二年首创史无前例的武举考试，遂成定制，以选拔武勇之士为基层军官。翌年又令天下诸州宜教人武艺，每年准明经、进士例申奏，以扩大武举的基础。

第三是于万岁通天元年（696）为了抵抗契丹，开始在山东创置武骑团兵；至圣历元年（698）更将之推广，令河南、河北也置武骑团以备默啜，并规定每一百五十户共出兵十五人，马一匹。

希望组织此保家卫乡而有民兵性质的兵团，以分担怯战逃役之正规府兵的军事责任。

第四是申明赏罚、整顿军纪。

武则天为何要规定民户每一百五十户出马一匹?这与她认识大周战力衰退的因素和战马缺乏有关。

根据开元十三年（725）时任宰相的张说所撰的《陇右群牧使颂》记述，贞观初年官牧仅有马三千匹，其后徙至陇右牧场，命太仆卿张万岁主持马政，至麟德（664～665）中约四十年间，马匹多至七十六万六千匹，机关增为八使、四十八监，牧场跨越陇右、金城、平凉、天水，以至扩及河曲，幅员有千里以上。当此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匹马。可见唐高宗时官马之多。不过，根据夏州群牧使安元寿所奏，从调露元年（679）九月以后至永隆二年（681）二月五日以前，死、失的马有十八万四千九百匹。

开元初即因缺马，乃出现鼓励于六胡州买马，每买三十匹即酬予游击将军官的建议。要等到天宝末，官牧才恢复至六十余万匹马的盛况。

马匹严重缺乏发生在武则天统治的时期，当然大大影响军队的战斗力，所以当武则天命武懿宗迎击契丹之时，即已敕令京官出马一匹供军则酬以五品之官，至于规定每一百五十户出马一匹，显然已是将对京官的鼓励措施扩大为对民间的强迫剥削，可见其严重性。

武则天时期严重缺乏马匹的原因，张说已经指出有马官乱职、夷狄外攻和师圉内寇三个因素。其实还有一个武则天自己的个人因素，即是收括官牧的良马以供御用，使战斗部队因此缺乏良好的战马。原来大唐已有六厩以掌御马，当契丹起兵入侵之年，武则天又另置仗内六闲，将官牧的良马收归御马，由殿中省主领。武则天为何要那么多良马?说穿了就是为了她自己。她夺权成功是因为掌握了北门禁军，所以要扩充北军以加强自卫。

北军的主力兵种是骑兵，内外六厩就是他们马匹的来源。其次，她自己乃至子女、诸王也因乘御游幸需要大量的御马，故在她被推翻后的翌月，复辟皇帝下诏：“厩马数多，皆须秣饲。食人之粟，日费兹深。殿中诸闲厩马量支留以外，**外州马坊及本监牧；其东宫、诸王、公主等马应官供者，亦令随事减省。”可见她们用马之多。是则官牧所能提供给战斗部队的战马只能有限，不仅影响骑兵战斗力；更重要的是，良马供应的不足，对精骑的编组影响太大。

唐初，中国骑兵就已全面模仿突厥轻骑兵的编组与战术，精骑的编组在唐军手中，则更具有快速打击的战略作用。当年唐太宗以精骑奔击开国，李靖以精骑三千夜袭颉利，又以精骑一万再度奇袭而亡其国，后来李劫也以精骑三千追歼薛延陀二十万骑兵，所仰赖的就是有良马，才能收此长程奔袭、快速打击的战略效果。如今大周精骑编组困难，则是李靖、李劫二人的战绩遂成绝响的奇功。武则天为自己而收括官牧的良马，显然也是她的国防弊政之一，此乃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