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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国儿童文学史前足迹（第4页）

苏联时期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在俄译本《一千零一夜》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

口头创作对书面文学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而且也是毋庸争辩的。童话的本身和童话故事的题材早已为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的文学家所利用了。阿卜利士的长篇小说《金驴》就是借用了童话故事的情节。童话故事也为希罗多德所利用过。意大利从14世纪起就开始利用童话故事中的题材了，如：卜迦丘的《十日谈》。在《五日谈》《百日谈》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童话故事的影响也都十分明显。利用过童话故事的还有歌德、让利斯、巴尔扎克、乔治·桑、都德、库伯、拉伯雷、安那托尔、法朗士、卡尔门·西尔瓦、安徒生、托贝尔乌斯、狄更斯等——简直不胜枚举。在俄国，童话故事也为很多大作家所利用过，例如赫姆尼茨、茹考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等。文艺作品对民间口头创作在形式、题材、教育诸方面的依赖关系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也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我本人就应当承认，童话故事对我的智力发展起过非常良好的作用，因为我常常听我外祖母和乡间说书艺人讲童话故事。故事已经付印，这件事使我异常震惊，也使我对童话故事及其作用有了更高的评价。我确信，熟悉童话故事和整个民间口头创作这一取之不尽的宝藏，对初学写作的年轻作家来说，是大有益处的。因为童话故事确可大大提高作家的想象力，迫使他认清虚构对艺术的作用，而最主要的是——能大大地丰富他那贫乏的语言和词汇……

由此可见，高尔基认为民间文学对儿童文学创作有四个方面的积极影响：

一是民间文学题材对儿童文学创作的母题意义；

二是民间文学在形式上与儿童文学具有共同性；

三是民间文学哺育着儿童文学作家成长；

四是民间文学在语言上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借鉴价值。

民间文学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还集中体现在儿童文学作家在民间文学的哺育下成长。每一个民族的文学总是包括作家作品和民间文学作品两大部类，而每一位作家都是吮吸着民间文学的**长大的。以中国儿童文学的拓荒者和奠基人鲁迅为例，童年时代就喜欢听祖母在夏夜里给他讲猫和老虎的故事，还有猜谜语。尤其是长妈妈替她买的图画书《山海经》，让他看到了“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还有“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令他喜悦又终生难忘。可见，“鲁迅与《山海经》的关系可以说很是不浅。第一是这引开了他买书的门；第二是使他了解了神话传说，扎下创作的根”。寻着这一兴趣，鲁迅又一口气读完了“《三国》《西游》《镜花缘》之类”，以至有一段时间，“鲁迅早就寝而不即睡，招人共话，最普通的是说仙山。这时大抵看些《十洲》《洞冥》等书，有‘赤蚁如象’的话，便想象居住山中，有天然楼阁、巨蚁供使令，各阿赤阿黑，能神变，又炼玉可以补骨肉，起死回生，似以神仙家为本，而废除道教的封建气，完全童话化为以利用厚生为主的理想乡，每晚继续地讲，颇极细微”。可见鲁迅迷恋之深。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又用心搜读了日文本的希腊、罗马神话，还搜购了日文本《一千零一夜》十二卷本，俄文本《一千零一夜》三卷本，英文本《波兰民间故事集》，德文本《格林童话》，日文本《日本童话选》《童话及童话的研究》《神话学概论》，以及中文本《越谚》《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等民间文学作品。正因为得到民间文学的滋养，鲁迅才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南京民谣》，才有《古小说钩沉》《中国小说史略》的研究，才有20世纪初对儿歌、童话与神话的理解与倡导，才有作为中国新文学的旗手与中国儿童文学奠基人形象的鲁迅。

（3）民间文学传播方式在儿童接受文学过程中的积极意义

儿童接受文学的方式无外乎“读”与“听”，而且随着儿童不断成长的进程而变化着。未识字或识字很少时，主要是“听”；识字渐多，具备阅读能力时，主要是“读”；而在不同的两个时期又都有这样的情形，即将“听”和“读”的故事再“讲”给他人听。这说明书面的儿童文学的传播在一定意义上还依赖于口耳相传这一古老的最富有民间文学特征的形式，并且是年龄越小，这一依赖性越大。我国著名儿童文学家金近在谈到给幼儿写童话时，曾说过：

给幼儿写童话，我想多数是让幼儿听的，在家靠家长，在托儿所、幼儿园要靠阿姨来讲，幼儿专心听，不是自己看，因为他们还认不到几个字。给幼儿听的童话可分两类，一类是用最生动有趣而又口语化的语言，故事简单明了，意思很浅，整个童话故事要深入浅出。为了让幼儿记得住，故事中有些人物的讲话，还可用歌谣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像“小兔儿乖乖，把门儿开开”这样的语言。能使幼儿更容易记住故事的内容。另外一类，就是那些写给少年儿童看的童话，甚至成人也爱看的，只要意思浅，能讲得出，不是大段的描写、抒情，就可以讲给幼儿听。

这段文字准确地揭示了儿童尤其是幼儿接受儿童文学的一种特殊方式——听。其实，“听”外延是很广泛的，如常见的将优秀儿童文学作品通过广播、电视、网络向儿童播讲或表现，其中广播、电视、播客所扮演的正是过去或民间讲故事人的角色。可以说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广为传播，传世不朽，其必备条件之一，就是适宜儿童的口头传讲，因为这样才能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换言之，优秀儿童文学应该是存活于儿童口耳之间的文学。儿童接受文学的这一民间文学特征，反过来又要求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时能自觉地汲取民间文学的艺术营养，努力用最生动有趣而又口语化的语言，写出儿童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相对民间口头文学而言，一般所说的“儿童文学”是指书面的、供儿童“读”的文学作品。这有两个前提：一是以文字的形式来记录或创作的文学作品；二是儿童必须识字，有文学阅读的基本能力。这就意味着“儿童的”文学读物应该在人类有了文字以及儿童教育兴起之后，尤其是儿童受教育权利、儿童阅读权利实现以后。我国大约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夏代，开始有了“序”“校”“庠”这类教育机构，儿童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识字明理，成功的教育经验表明，为使识字教育不至于成为一种孤立的记忆，应该将儿童教育寓于游戏与娱乐之中，寓于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文学阅读与欣赏之中，这样，让儿童唱读童谣儿歌谜语、讲读神话传说童话故事，便成为启蒙教育的基础内容之一。

启蒙读物是儿童最早接触的书面读物。儿童通过启蒙，识字渐多，知识渐长，待到具备一定阅读能力时，就有搜读课外读物的欲望，由最初听故事得到的心理满足到自己阅读故事所获得的阅读快感，会在儿童心灵深处建立起一种牢固的阅读兴趣或阅读欲望。然而，在整个社会对儿童还没有正确认识的漫长时代里，封建落后的儿童观将儿童置于被教育被塑造的地位，儿童精神层面的需求一直没有得到特别的重视与合理的发展，供给儿童的文学也就不可能发生，相反会利用儿童在这一时期“饥不择食”的可塑性心理，迫不及待地将成人以为有用的东西灌输到儿童稚嫩的头脑里，“以为儿童只应该念那经书的，以外并不给预备一点东西，让他们自己去挣扎，止那精神上的饥饿”，其结果是儿童在大人指定的读物之外，又会主动地偷偷从成人书架上猎取，将那些能看懂的成人文学占为己有，因而，从阅读实践的历史考察，在启蒙读物之外，还有一个儿童自己开辟的一小块可以暂作逍遥的儿童精神的花园——从古典文学作品中摄取营养，由此形成我国古代儿童文学读物的两大部类：古代启蒙读物中的文学读物；儿童占为己有的古典文学作品。

（一）古代启蒙读物中的文学读物

古代中国向来重视儿童教育。《礼记·曲礼上》说：“人，生十年曰幼，学。”《孟子·梁惠王下》说：“夫人幼儿学之。”这里讲的是“幼学”，也就是童蒙教育或儿童教育。启蒙的意思是启人之蒙昧，使学童识字读书长知识。所谓“蒙以养正”或“养正于蒙”，就是要求当儿童智慧蒙开之时是以正当的教育，来启迪儿童的智慧，培养儿童的品德，使之健康成长。

要启蒙就必须有供学童启蒙认读的课本，即蒙书或启蒙读物。为了便于说清楚古代启蒙读物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关系，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论述：古代启蒙读物概述；文学性读物：故事、图画与诗歌；中国儿童文学不可能从传统启蒙读物中产生。

据有关历史资料和现存的蒙学教材综合分析，自周秦以来，各朝都编写过一些有影响的蒙学教材。根据这些教材的发展变化，大体可将我国古代启蒙读物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周秦至隋唐。蒙学教材多以识字为主，包含各方面的知识，同时兼有品德教育的任务。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识字课本已有10家35篇。最早的蒙学教材据说是“周时史官教学童书”的《史籀篇》。但后世能见到的最早的识字课本是汉代史游的《急就篇》，以三、四、七言押韵，只记名物，不涉及伦理道德，深受一般民众及其子弟欢迎。南朝梁代有周兴嗣所撰《千字文》，除一“洁”字外，无重字，以四言协韵，极富文采，内容也由识名物扩至社会历史、伦理道德。唐代蒙学教育发展更为完整，包括识字、知识、道德三大内容，这一基本模式一直延续至清代。

第二阶段，宋至清中叶。宋代蒙书趋于完备，由综合性读物向分类专写的方向发展，道德教育、历史故事、典章名物、日常用品、实用技艺等，渐有专书。在编写上，更加注意适应儿童的阅读接受特点和兴趣，故事性加强，附有精美插图，采用诗歌形式，使蒙学教材更加生动，入口入耳入心，更能吸引孩子。代表性教材有综合类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伦理道德类的《性理字训》《小儿语》《增广昔时贤文》，历史知识类有《十七史蒙求》《叙古千文》《童训》，专讲成语典故、名物制度的有《名物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专为女童编写的有《女小儿语》《女四书》，最大的一类应该是文学性启蒙读物：故事、图画、诗歌类，代表性的有《书言故事大全》《日记故事》《启蒙故事》《养蒙图说》《训蒙诗百首》《绘图千家诗》《吕新吾训子词》等，尤以《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日记故事》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第三阶段，清中叶至民国初年。随着新式学堂建立，新型教科书开始编写，在基本识字功能外，文学性蒙学教材有所发展，出现了《养正诗歌》《小学弦歌约选》等有一定影响的读物。

我国古代儿童教育的发展，由原始形态时社会全体成员普遍接受的萌芽阶段教育，发展为专门设学立教的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又分化出大学教育和小学教育；在官学之外又发展了私学、家学。蒙学教材的出现，不仅反映了全社会对童蒙教育的普遍关注，也让后人看到了历代儿童是如何被熏陶培养的。虽然这些启蒙教材无疑多以孔孟之道贯穿其中，但也是中国几千年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文化精华的普及化通俗化，它集中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儿童的社会期待及其精神塑造，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重大价值，这也是探讨作为儿童文化之一的中国儿童文学的生成发展不要回避也无法回避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原因所在。

如前所述，早期的蒙学教材大都是识字课本。从西周直至隋唐，这类读物几乎是蒙学教育史上单一的主线。中国传统蒙学教育发展到宋代，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教育范围的扩大，一般庶民子弟也多能受到蒙养教育，入学人数大为增加；二是启蒙读物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丰富多样，尤其是故事、图画、诗歌这三种最适宜童蒙的文学性读物，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以“儿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新景象，可以推测作为儿童文学的“儿童读者”和“儿童读物”这两个基本要素，在这一时期的童蒙教育中有了自然而不自觉的“结合”，或者说，儿童内心对文学的需求在宋代的启蒙读物中得到了反映，甚至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文学性启蒙读物的出现，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有迹可循的最初涌动的几处“泉眼”之一。

据徐梓、王雪梅编的《中国传统蒙学书目》显示，宋代至民国间的“故事、图画、诗歌”读物计有52种，现摘其有代表性的十余种蒙书如下，一窥其貌：

《书言故事大全》12卷，宋代胡继宗辑；

《小学日记切要故事》10卷，元代虞韶撰；

《日记故事》4卷，不著撰者姓名；

《启蒙故事》2册，不著撰者姓名；

《养正图解》2卷，明代焦竑撰；

《训蒙诗百首》1卷，宋代朱熹撰；

《神童诗》，宋代汪洙撰；

《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22卷，宋代刘克庄辑；

《绘图千家诗》，清代王相注；

《续千家诗》，清代寄云山人编；

《唐诗三百首》8卷，清代孙洙辑；

《唐诗三百首续选》，清代于庆元辑；

《唐诗启蒙》，清代吴淦辑；

《小学弦歌》8卷，清代李元度辑；

《训蒙诗选》，清代张伯行辑；

《童蒙养正诗选》3集，清代王锡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