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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国儿童文学史前足迹（第5页）

《养正诗歌》2集8编，民国步翼鹏辑；

《训蒙诗辑解》1卷，民国张元勋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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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徐梓、王雪梅编的另一本《蒙养歌诗》里，就收有以歌诗为形式、流传较广的26种教材。除前文已经提到的《神童诗》外，其余25种是：南宋陈淳的《经学启蒙》《小学诗礼》，方逢辰的《名物蒙求》；元代陈栎的《历代蒙求》，王芮的《历代蒙求》；明代吕得胜的《小儿语》《女小儿语》，吕坤的《续小儿语》，方孝孺的《幼仪杂箴》，司守谦的《训蒙骈句》，李延机的《五言鉴》；清代周保璋的《节增三字经》，刘曾碌的《演三字经》，天谷老人的《小儿语补》，李惺的《老学究语》，管涝的《家常语》，罗泽南的《小学韵语》，万斛泉的《童蒙须知韵语》，刘沅的《蒙训》，谢泰阶的《小学诗》，车万育的《声律启蒙》，鲍东里的《历代国号总括歌》，以及佚名的《四字经》。

《神童诗》。相传出自北宋末汪洙之手。汪洙八九岁即善于作诗为赋，自称神童，后人将其诗作汇集为《汪神童诗》，共34首，包括劝学、得第、为官及四季景物、节日礼仪等内容，全部选用五言绝句，诗味浓郁，音韵和谐，朗朗上口，在旧时村塾中流传很广。它以诗歌形式，对儿童进行品德、知识教育，又是儿童自己创作的诗歌，成为儿童习作模仿的范本，有很强的亲和力。但由于诗歌的内容多以高官显贵为人生追求目标，以此来激励儿童向学，也被后人认为不合养正之义，颇有非议。

《千家诗》。南宋刘克庄编写。后来流传的《千家诗》两卷本，大多由南宋谢枋得选注。现在流传的《千家诗》经过清代王相增补修订，是民间流传最广的版本。该书选录全部为唐诗、宋近体诗，来自125位作者的220多篇作品，按诗歌体裁和内容特点，分成时令、节候、气候、昼夜、百花、竹林、天文、地理、昆虫、人品等14门类，共22卷，传至明清间，又出现了仅选录十家诗人的《千家诗》。所选诗作遵循“文以载道”的传统，大都有较强的知识性，且具品德教育和性情陶冶的意义，因而流传很广，为明清使用最广的四种蒙学教材之一。

《日记故事》。元朝人虞韶编纂。以长泽规矩也编著的“和刻本类书集成”中的《日记故事大全》为底本创作而成，配有精美的插图。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熊大木校注本扩充到50多类，将近300个小故事，用简短的散文写成，一般不超过百字，每个故事之前都有一个四字标题，如“曹冲称象”等，多为启发儿童智慧的生活小故事，文字浅显，有儿童情趣，因而在“五四”以后，这些故事仍被列入小学教科书。明代出现的插图本《日记故事》（1522），“可说是世界上第一本有插图的儿童书籍”，比捷克教育家杨·夸美纽斯编写的儿童插图读物《世界图解》（1658）还要早一个多世纪。

上述举例，仅从书名看，就可以明白它的文学特色。徐梓、王雪梅所列的52种书目就属于这一类。此外，还有不少不能从书名上来判断的，影响较大的还有明代萧良有的《龙文鞭影》和明代程允升的《幼学琼林》，均为文图参半，类似今天的连环画。

《龙文鞭影》原名《蒙养故事》，明代万历时萧良有撰。后经安徽人杨臣诤加以增订，改名《龙文鞭影》。“龙文”是指古代良马，因见到鞭影就会疾驰，无须鞭打，其含义即是说，读这本书是能收到“逸而功倍”的效果。杨臣诤在《重校龙文鞭影》序文中写道：

蒙养故事，明中楚萧汉冲先生为加惠幼学而作，取古事之相类者，摘而成偶，又各谐之以韵，聪慧者日可数十事，迟钝者亦日可数事，不似声杂无伦者之难可强记也。

可以说《龙文鞭影》是专为儿童而作的文学故事。全书共收辑了包括孟母断机、毛遂自荐、荆轲刺秦、鹬蚌相争、董永卖身、红叶题诗等2026个典故，可以说是专为儿童而作的典故大全。内容主要来自二十四史中的人物典故，同时又从《庄子》和古代神话、小说、笔记如《搜神记》《列仙传》《世说新语》等书中广泛收集故事，辑录了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孔子、诸葛亮、司马迁、李白、杜甫、朱熹等人的逸闻趣事。全书按韵编排，逐联押韵；全文都用四言，成一短句，上下两句对偶，各讲一个典故，两句对偶叶韵，就是两个故事。《龙文鞭影》初集和二集共计2038句，2026个故事，因而每一个故事的内容必须有饱学的蒙师为儿童讲述才能理解。在李晖吉所编《龙文鞭影》二集中，则有更多的故事采自《搜神记》《葛仙列传》《世说新语》《玄怪录》《异苑》等书。如“唾盘成鲤、喷饭为蜂”“咒杯柳融”“女遗螺壳、生寄鹅笼”等故事，又采自民间童话，可以说故事来源非常广泛。

《幼学琼林》。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字允升）编写。《幼学琼林》最初叫《幼学须知》，又称《成语考》《故事寻源》，清人邹圣脉做了增补，改名为《幼学琼林》，也叫《幼学故事琼林》。材料大多来自经、史、子、集，主要讲述成语典故的由来，杂有不少神话传说、童话与寓言，涉及中国古代的著名人物、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风俗礼仪、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鸟兽花木、朝廷文武、饮食器用、宫室珍宝、文事科第、释道鬼神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还有许多至今仍然传诵不绝的警句、格言，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人称“读了《幼学》走天下”。

文学性启蒙读物的另一种情形，是蒙馆和私塾经常在正规的启蒙教材之外，取用一些易于诵读的优秀古诗文来做蒙书。如宋代以后就出现了为初学者编选的古文文选，这类选本大多并非为儿童启蒙而编，但启蒙老师确实借用过，像宋代朱熹编的《古文传灯》，明代刘安编的《古今诗文资蒙》，茅坤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清代温承惠编的《塾课古文汇选》，张行简撰的《塾课发蒙》，以及吴楚材、吴调侯编的《古文观止》等，都是较有影响和经常选用的启蒙读物。以今天“儿童文学”的眼光看，将这些选本用作启蒙读物，即是将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普及给孩子，注意到了文学性和儿童性两个方面。

一切都是应运而生。为了使儿童的认字不至于太简单枯燥，识字的成果得到巩固，并为初步的阅读与写作做储备，古人成功编创了诸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识字性知识读物，事实上，这类读物已经注意了文学性，因而句短谐音，朗朗上口，富有情趣，便于记诵，合于儿童的口味，因为从《弟子规》的作者直到近代的教育家章太炎，几乎所有的蒙学教育家，都无一例外地认为“韵语是训蒙的最好形式”。

3．中国儿童文学不可能从传统启蒙读物中产生

传统启蒙读物以“文学的形式”——诗歌、图画、故事等作为一种“传道”的手段，文学形式本身还不具有独立的“儿童文学”意义，而且文学性读物在整个启蒙读物中的数量比还很有限，“它们用作教材，仅仅起到一种辅助的作用，是歌诗合韵对这种主导型教材的补充，其性质近似于现在的课外读物”，也正如鲁兵所说：“人们为儿童编写政治的和知识的读物时，也往往考虑到儿童的特点，运用了文学的形式，但是我们终究不能‘只认衣衫不认人’，如果这些读物没有具备文学所不可缺少的艺术形象，根本不是文学，当然就说不上是儿童文学，如《三字经》《千字文》《小儿语》。即使在文学读物中，也不完全是儿童文学。为儿童创作的也好，为儿童选编的也好，它们虽然是文学作品，但如果并不符合儿童的特点，也还不是儿童文学，如《千家诗》。适当编选一些文学名著给儿童读读，这是必要的。不过选给儿童读的作品和儿童文学作品到底是两码事。”

综上所述，传统蒙学教材多用韵语、歌诗、图画等“文学的形式”编写而成，但这些并不能称之为儿童文学作品。这些官府钦定的读物，以识字、修身为目的，核心内容是向儿童灌输儒家的价值理念，养成遵守封建纲常伦理的“小大人”。虽然这些文学性读物的出现也是教育者顾及儿童心理和接受特点的产物，但仍然不具有现代“儿童文学”的意义，因为“文学的形式”在这里并不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只是一种表现手段，启蒙读物供给儿童的是“文以载道”，而不是“娱情悦性”，而且在整个庞大众多的启蒙读物中仅仅占据少数，“它们用作教材，仅仅起一种辅助作用，是歌诗和韵对这种主导型教材的补充，其性质近似于现在的课外读物”。

启蒙读物从表象上看，是适应启蒙教育的需要为儿童编写的课本，但本质上体现了该时代的社会理想以及人才观。封建时代教育的目的在于“化民成俗”，使受教育者养成良好的社会道德习惯，自觉地接受儒家伦理规范并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因而，封建教育的任务在于培养忠孝贤德之民，或者说是培养顺民与奴才。这就决定了启蒙读物的“载道”内容与“教化”品格。

（二）儿童占为己有的古典文学作品

古代儿童在传统启蒙读物之外获得文学读物的途径，还可以是从成人书架上摄取，这是史前期儿童接受文学的一种自发的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在国外，典型的案例有18世纪英国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1719）和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1726）。在中国，最典型的案例有16世纪的《西游记》和18世纪的《聊斋志异》，这两部古典文学名著被孩子们毫不客气地占为己有，成为一代又一代孩子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

《西游记》着重塑造的孙悟空形象，体现了为民除害、不畏强暴、勇于斗争、足智多谋的民族精神。在孩子们心中，《西游记》是非常好玩的、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传奇故事。孙悟空就是个老顽童，他是猴，是人，还是神，更像小孩子。他本领高强，会七十二变，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他还有一根威力无比的如意金箍棒和一双识破一切诡计的火眼金睛；他天不怕，地不怕，敢闹天宫，敢闯龙宫，敢入地府，敢斗妖精，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孩子们喜欢这个好动、好胜、好奇、好斗、机警、勇敢又有正义感的美猴王，觉得他就是自己中的一员，有着和自己一样的活泼顽皮、机灵、纯真与活力。《西游记》征服孩子心灵的地方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栩栩如生的人物、光怪陆离的故事、一波三折的情节、大圆满的结局，以及充满童真童趣的细节。尤其是孙猴子这个充满民族特性的独创形象，已经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形象画廊的永恒典范，在世界儿童文学形象里都已产生积极影响。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记神仙狐鬼精魅的故事，内容主要是讲人与人或非人之间的友情故事、不满黑暗社会现实的反抗故事、讽刺不良品行的道德训诫故事。虽是谈狐说鬼的“孤愤之书”，但“鬼故事”最吸引孩子爱幻想的心，有一种神怪性、神秘性、魔幻性。以幻想的仙鬼狐魅为主人公，是仙鬼又兼具人性与神通，变化万端，来去自由，上演了一个个曲折美丽的人狐故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高度评价：“出于幻域，顿入人间”，“读者耳目，为之一新”。

《聊斋志异》中的作品，按故事类型可以分为五类：魔法类、拟人类、神仙类、精灵类和异国异人类，其中像《崂山道士》《偷桃》《促织》《莲花公主》《画皮》等大约40篇故事，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都是很不错的童话作品，甚至可以说代表了我国古代短篇童话的最高水平。

同样的情形也不同程度地发生在很多古典名著上，如《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说岳全传》《济公传》《镜花缘》等。令人惊奇的是，这类作品都具有下述三个方面主要特征：1．都是在长期流传的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再创作而成的，在成书前就有深厚的民众（儿童）基础；2．基本上都属于热闹型的通俗读物，可读性强，便于讲述；3．题材方面，都未出志怪、传奇一类，其源头都可以上溯到远古神话与传说，而这类文学自古以来就是孩子们精神的天然食粮。

上述史实表明，在现代意义的儿童文学还没有产生以前，儿童接近文学的途径可能有三个方面：一是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二是启蒙文学读物；三是将成人文学中适合自己的部分占为己有。这三个方面都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遗产范围。本章继续论述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宝贵遗产，是指在上述三个方面以外，中国古代文人创作中那些具有儿童文学某些性质的作品，或者简单地称之为自发的儿童文学作品，主要有古代儿童诗、古代童话与寓言故事、古代儿童戏剧三大文学样式。这类作品具有三项基本条件：

一是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

二是作品具有一定的儿童性，或写儿童生活，或有明显为儿童创作的意图，或历史上被儿童所接受；

三是与现代儿童文学题材、体裁有密切联系，有为今天提供儿童文学再创作的文学潜质和明显的借鉴价值。

（一）古代儿童诗

所谓儿童诗是适合儿童接受并供儿童欣赏的诗，从诗的形式与结构看，可以有歌谣诗、格律诗、自由诗三大类。歌谣诗包括童谣与儿歌，在第一章里已有较为详细的搜录。自由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由新体诗演化而来，这里主要讲格律诗。

1．儿童生活诗

历代文人创作的诗歌，浩如烟海，其间不乏文字浅显、适合儿童阅读的名篇佳作。如《诗经·卫风》中的《芄兰》：“芄兰之支，童子佩觿。虽则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带悸兮！”大意是，一个淘气的孩子，配挂起成人的饰物“觿”（骨锥），昂首挺胸，挤眉弄眼，竭力装扮成一幅“大人相”（“容兮遂兮”），你虽然配挂了大人的饰物，又怎能装得出大人的才智和风度（“能不我知”）？可见这是一首描写儿童幼稚淘气行为和滑稽可笑情态的作品，表现了一种大人孩子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有人将这首诗看作是“中国古代儿童诗的先驱”，指出“正是以《芄兰》篇为滥觞，并在它的影响下，这种着眼于儿童天真的动作、情态、心理的作品，在文人的作品中更是琳琅满目、多姿多彩”。

像《芄兰》这样“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诗，汉乐府中也有一篇《孤儿行》，塑造了一个催人泪下的“苦孩子”形象。唐代以后，以儿童生活入诗的作品更多，以放牛娃为题材的诗歌，就有唐代张籍的《牧童词》、李涉的《牧童词》，明代高启的《牧牛词》，清代袁枚的《所见》等。

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诗歌中，还有一批温馨甜美、妙趣横生的“咏儿诗”，把父母之心、舐犊之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如西晋诗人左思的《娇女诗》、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北征》、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骄儿诗》等。北宋文学家苏东坡，虽然仕途坎坷，心情愁闷，但只要有孩子在身边，也会眉开眼笑，有他的《小儿》诗为证：“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

儿童生活的重要内容是接受教育。古人常常以诗歌的形式，来对儿童施以思想、伦理、道德、情操、学业等方面的教育和熏陶。这类诗歌创作意图和服务对象都非常明确：为孩子而写，教育孩子好学上进，可以统称为“儿童教育诗”，发轫之作可上溯到东晋时陶渊明的《责子》，此后又有左思的《骄女诗》、李商隐的《骄儿诗》、李白的《寄东鲁二稚子》、陆游的《冬日读书示子聿》等。大诗人杜甫就经常把眼光投向自己的孩子，如他送给儿子宗武的生日礼物，就是一首名为《宗武生日》的诗，开篇写道：“小子何时见？高秋此日生。自从都邑语，已伴老夫名。”慈祥、亲切而风趣，中间又写道：“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殷切期望儿子能继承家学，不图荣华富贵，也不必当庸俗的孝子。杜甫为另一个儿子宗文写的《催宗文树鸡栅》一诗，则是开导孩子要从事一些家务劳动。

说到教子诗，最著名的是宋代爱国诗人陆游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其实，这并非陆游唯一的教子诗。陆游有七个儿子，经常以诗教子，还写有《病中示儿辈》《五更读书示子》《子通读书常至夜分作此示之》《送子龙赴吉州掾》《冬日读书示子聿》《示子遹》等。陆游“示儿诗”的基本内容是教育儿子懂得做人为文的基本道理，告诫孩子只要学业有成，就会成为有用之才；学习要从小开始，肯下功夫，但光有书本知识是很不够的，更需要亲自去实践，在实践中学习与运用。陆游的“示儿诗”，总是以他亲身体会入诗，引导孩子，寓意深刻，富有哲理，又平易浅近，无一句训导的话，平等亲切，很有说服力。像陆游这样的“示儿诗”已经与“劝学诗”不可分了。

“劝学诗”在启蒙读物中占绝大多数，如《幼学诗》《小儿语》等。在文人创作中也有不少脍炙人口、促人奋进的诗篇，如汉乐府中的《长歌行》、唐代无名氏的《金缕衣》、明代文嘉的《明日歌》等。南北朝时颜真卿的《劝学》更是家喻户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3．儿童咏物诗

儿童咏物诗有两种类型：一是古代小诗人的自编自唱，表现他们对“物”的天真感受和认识；二是文人有意模仿儿童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在描摹物态时追求童真童趣。前者最典型的例子可举唐代诗人骆宾王七岁时作的《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在文人表现童趣的咏物之作中，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这首吟咏秋霜的小诗，完全跳出成人歌吟习惯和情感，故意采用儿童所独有的谜语诗形式，在轻松诙谐中，娱乐儿童，启迪儿童心智。这类作品还有很多，如元诗《画鸭》、明诗《画鸡》，以及明代冯惟敏的咏雨诗《玉芙蓉·春雨》等。

（二）古代童话、寓言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