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禾。”
“姓什么?”
阿禾想了想。她的姓已经很久没有人叫过了。在村子里,大家都叫她“阿禾”,叫她娘“禾婶子”,叫她爹“禾叔”。她的姓好像被藏起来了,藏了太多年,连她自己都快忘了。
“姓禾。”阿禾说,“禾苗的禾。”
那人写了下来。
“哪儿来的?”
阿禾又说了一遍她村子的名字。那人皱了皱眉,显然没听过。
“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
阿禾说不出来。她从来不知道自己那个村子属于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她知道的是——公社的名字、大队的名字、生产队的名字。但这些名字,她之前被工地上的人告诉过,已经变了。她的公社不叫那个名字了,她的大队也不叫那个名字了。她连自己从哪儿来的,都说不清楚了。
“就是南方来的,”阿禾说,“一个小村子,说了您也不知道。”
那人抬起头看了她一眼,眼神里的东西变了。不是怀疑,是那种“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了”的眼神。
“来这儿干什么?”
“找人的。”
“找谁?”
“找一个人。”
那人把笔放下了,往椅背上一靠,两只手交叉在胸前,看着阿禾。
“那个女人说,你把她闺女带走了,从汽车站带到面馆。她想给她闺女吃面。”那人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高不低,像是在念一份已经写好的稿子。
“她是在汽车站门口哭,说跟父母走散了,”阿禾说,“我带她去找了一圈,没找到她爸妈,她饿了,我就带她去吃碗面。我什么都没干。”
那人没有接话。他拿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又把缸子放下。搪瓷缸子碰到桌面,发出“咚”的一声,闷闷的,像心跳。
“你有介绍信吗?”
阿禾摇了摇头。
“有工作单位吗?”
摇了摇头。
“有住的地方吗?”
还是摇头。
那人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他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没有介绍信,没有工作单位,没有固定住址,从外地来,说不清自己从哪儿来,也说不清自己要干什么。这种人,在这个年代,走到哪里都是要被盘查的。
“你身上带什么了?”那人问。
阿禾把包袱放在桌上,解开。几件换洗衣服,一条毛巾,一块已经硬了的馒头,一个用布包了好几层的小包——里面是她的钱,三十多块。那人翻了翻,把钱数了一遍,又放回去。他没有动那封信——那封信被阿禾贴身放着,没有在包袱里。
那人又把包袱合上,推回到阿禾面前。
“我跟你说,”那人说,“现在外面乱,你一个女人,没有介绍信,没有单位,到处跑,容易被人误会。这次的事,人家报了案,我们不能不处理。但你也不要太担心,调查清楚了,自然就放你出去了。”
阿禾没有说话。
她坐在那把椅子上,看着窗户上的铁栏杆。阳光从栏杆外面照进来,落在她脚前的地上,一个方格一个方格的,像田埂。她想起了自己村子里的田埂,一条一条的,把水田分成一块一块的。春天的时候,水田里灌满了水,映着天,映着云,映着她弯腰插秧的影子。
她弯了十年的腰。
现在她坐在一个有铁栏杆的屋子里,腰直着,没有再弯。
那个人出去了。门从外面关上了,锁扣“咔嗒”一声响,像一把剪刀合拢。阿禾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看着地上那些方格子一样的阳光,一格一格地数。
一格,两格,三格。
四格,五格,六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