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谨忽然想起之前方凌说过的一句话。“那尊佛,只有你镇得住。”薛安。这个名字在他脑子里转了一圈,带出来的全是头疼。薛安不是沈家的人。不是招揽来的,不是附属家族送来的,不是任何正规渠道进来的。他就是突然出现的。三年前沈谨在东南亚拓展业务,薛安不知道怎么搭上了线,以一个“本地合作伙伴”的身份出现在饭局上,笑呵呵地敬了沈谨一杯酒,说“沈总,东南亚这边的事,我帮您看着”。沈谨说不需要。薛安说没事,我看着就行。然后他就真的“看着”了。不是抢生意,不是添乱,是真的在帮忙——疏通当地关系、处理法务纠纷、摆平地头蛇,做得比沈家派去的任何一任负责人都好。好到沈家东南亚分部的负责人换了三茬,薛安还在那里,稳稳当当,像一棵长在地里的树,拔都拔不出来。沈谨派人查过他。背景干净得不像话——本地华裔,家里做点小生意,不穷不富,没有任何势力背景。他凭什么能在东南亚呼风唤雨?凭的是他那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凭的是他不要脸,是他不要命。沈谨最烦这种人。但薛安确实有用。东南亚的业务在他“看着”的三年里翻了两番,沈家在那个区域的利润占了集团总利润的近三成。董事会的人都说薛安是个人才,建议沈谨正式把他收进来。沈谨没同意,也没拒绝——他不想把薛安收进沈家,因为薛安要的不是一份工作。薛安要的是他。这一点,沈谨三年前就知道了。那天晚上薛安喝多了,靠在酒店的阳台上,看着曼谷的夜景,笑着说:“沈谨,我喜欢你。不是朋友那种喜欢。”沈谨说:“我不喜欢你。”薛安说:“我知道。”然后就没了。不纠缠,不表白,不搞任何暧昧。该干活干活,该汇报汇报,逢年过节发条消息,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沈谨有时候甚至觉得,薛安可能已经不喜欢他了。沈谨懒得想这些。薛安在东南亚,他在a市,一年见不了两次面。薛安喜欢不喜欢,跟他没关系。只是每次年末开会,薛安回来,他就得应付那么几天。麻烦。纯粹的麻烦。下午四点半,会议室的门终于被推开了。“抱歉抱歉,延误延误——”一个清朗的声音从门口传进来,带着点南方口音的尾调,听着像是道歉,但语气里一点歉意都没有,“屁股都坐扁了。沈总,没等急吧?”薛安走进来。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围巾随意搭在脖子上,头发比去年长了一些,在脑后扎了个小揪揪。长相不算出众,但胜在气质——那种浑身上下散发着“我很好相处”的气息,让人忍不住想跟他多说几句话。眼睛很亮,笑起来的时候弯成两道月牙,像只偷到鱼的猫。他进门第一眼就看向了沈谨。不是那种刻意的、直勾勾的看,是很自然的、像是不经意间扫过去的一眼。薛安笑了一声,双手合十做了一个夸张的行礼动作:“沈总,东南亚今年的数据应该已经发您邮箱了。增长率百分之三十一,超额完成。您要是觉得还行,我明年再加五个点。”沈谨看着他,没有说话。薛安也不在意,笑嘻嘻地翻开自己面前的文件夹,转头跟旁边的助理说:“开始吧。”汇报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薛安讲东南亚的业务,语速快,条理清,数据信手拈来,中间穿插着各种本地市场的趣闻轶事,把枯燥的数字讲得像在说书。会议室里其他区域的负责人听得津津有味,有几个甚至开始记笔记。沈谨靠在椅背上,手指搭着扶手,没有叩。他的表情和平时一样,看不出任何情绪。但他的目光一直落在薛安身上——不是看人,是看汇报。薛安的业务能力确实没话说,这一点沈谨从不否认。汇报结束后,沈谨简单说了几句,散会。其他人陆续离开,会议室里只剩下沈谨、尉霖、和薛安。薛安把文件夹合上,靠在椅背里,长长地伸了个懒腰。“累死了。”他嘟囔了一句,然后转头看沈谨,“哥,晚上一起吃饭?”沈谨正在和尉霖说几句话,闻言顿了一下,抬眼看他。薛安叫他“哥”不是一天两天了。沈谨说过一次“别这么叫”,薛安说“那叫沈总?太生分了”,然后继续叫。沈谨懒得再纠正。“没空。”沈谨说。“那你什么时候有空?”薛安追问,语气里没有任何被拒绝的尴尬,像是在问一个他早就知道答案的问题。“晚上约了唐子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