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听见了。”应敛说,“这是我父亲信里写的。七月五日,八时十分,实习生交来记录一张,说三层有断声。我听见了。我往上递。”
“往上递给谁。”
“信里没写。”应敛说,“信写到这儿,下一页撕了。撕口是新的,不是看守所撕的,是我撕的。”
蔺声迟抬起头。
“你撕的。”
“我七年前撕的。”应敛说,“因为下一页上有一个名字。我那时候不敢让任何人看见那个名字,包括我自己。”
“什么名字。”
应敛没答。
他把那枚铜胸牌从布袋里倒出来,放在照片旁边。
胸牌上刻着字:锦澜湾项目部,总工程师,应崇岳。
“我撕了那一页以后,”应敛说,“我告诉自己,我父亲是递了记录的,他只是没递对地方。我靠这句话活了七年。”
他抬起头,看着蔺声迟。
“可是上个月,复核组调了设计院二〇一九年的收文登记。七月五日那天,全院收文十一件,没有一件来自锦澜湾项目部。”
屋里静得能听见窗外晾衣绳上复印件哗啦一声。
“他往上递了。”蔺声迟说,“递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应敛说,“信里那一页我撕了。撕的时候我没看全,我只看见半个字。”
“哪半个字。”
应敛的喉结动了一下。
“慎。”他说。
蔺声迟靠回椅背上。
窗外天黑了。院子里那绳复印件被人收走了,绳空着,在风里晃。
“你今天叫我来。”蔺声迟说,“不是给我看波形。”
“不是。”应敛说,“波形明天复核组自己会看。我叫你来,是因为这张照片上的人,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你。七年了,这张照片在我饼干盒里躺了七年,我没敢给任何人看。”
“为什么没敢。”
“因为给谁看,谁就是我父亲的证人或者仇人。”应敛说,“我不想要证人。我也不想再要仇人。”
蔺声迟看着桌上那张照片。
二十一岁的自己蹲在罐车前面,右耳挂着一只耳机,低着头,在听。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十天以后这栋楼会塌,他父亲会在五层焊一块连接板,他交出去的那张纸会走进一个他再也看不见的地方。
“应敛。”他说。
“嗯。”
“明天去复核组。”蔺声迟说,“把撕口带上。让他们验撕口上的笔迹压痕。撕了不等于没了,纸上有压痕,压痕能认字。”
应敛看着他,看了很久。
“你不怕认出来的是谁。”
“我怕。”蔺声迟说,“所以我更要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