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十一点四十,蔺声迟的手机响了。
翟砚清。
“蔺工。”翟砚清的声音在抖,“阚工,阚工进医院了。”
蔺声迟从床上坐起来。
“什么时候。”
“就刚才。他一个人在办公室收东西,收着收着就倒下了。”翟砚清说,“心梗。现在在市三院抢救。”
蔺声迟穿鞋的时候手机掉在地上,他捡起来,跑下楼,拦了一辆出租车。
到市三院是凌晨零点二十。急诊楼门口的灯白得刺眼,抢救室的门开着,护士进进出出。翟砚清蹲在走廊的墙根底下,看见他就站起来。
“怎么样了。”
“还没出来。”翟砚清说,“蔺工,阚工他。”
蔺声迟没听完后半句。他往抢救室那边走,走到一半停住了。
走廊另一头站着一个人。
深灰色的衬衫,袖口挽到小臂,腋下夹着一个很旧的黑色笔记本。
那人靠在墙上,不知道站了多久,也不像是来看病的。他手里拎着一个牛皮纸的文件袋,袋子鼓鼓的,封口用红线绕了三圈。
蔺声迟站在走廊中间,离他大概十米。
抢救室的灯还亮着。
应敛看着他,没有过来,也没有走。
过了一会儿,他把那个文件袋从左手换到右手,开口了。
“蔺工。”
“你来干什么。”
应敛没有回答这句。
他往蔺声迟的方向走了两步,又停下,把文件袋举起来一点。
“你昨天说,那种波形你这十二年里只在两个工程上见过。”应敛说,“第一个是化肥厂储罐。第二个你不方便讲。”
抢救室的门开了,护士推着一张床出来,翟砚清喊了一声师父,跑过去了。
蔺声迟没有回头。
“我现在方便讲了。”应敛说。
他把文件袋往前递。
“锦澜湾。”他说,“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四号。三十一人。”
走廊的灯白得刺眼。
蔺声迟看着那个牛皮纸袋,看着封口的红线,一动不动。
“你怎么知道。”他说。
应敛把袋子放在走廊的长椅上。
“因为那栋楼的总工,”他说,“是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