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余把嘴里的茄子咽下去,用纸巾擦了擦嘴角。“林秋的坠落,没有凶手。”江余把筷子放下,双手交叉搭在桌上,“不是自杀,不是意外,不是他杀。她走下来的。六楼,楼梯,一步一步,走了二十六年的路,走到水泥地上。没有人推她,没有人扔她,没有人让她这么做。她只是走。走完了。”沈渡没有说话。他拿起那串烤茄子,放在江余面前的碟子里。“但有人让她走到了那里。”江余的声音低了下去,“林深。不是他害的,是他的不在场。他从她满月那天就不在场,缺席了二十六年。二十六年里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他都不在。不在她的生日,不在她的毕业典礼,不在她第一次拿起画笔的时候,不在她画了成千上万张空白的脸、画到崩溃、画到从六楼走下去的时候。他不在。不是他不想在,是他不敢在。他怕。怕什么?怕自己。”马老板端着两瓶啤酒走过来,放在桌上,瓶盖已经起开了,瓶口冒着细细的白气,像两座微型的、正在喷发的火山。江余拿起一瓶,没有喝,握在手心里。瓶壁上的水珠顺着他的指缝往下淌,凉凉的,和今天凌晨踩在水洼里的感觉一样。沈渡从口袋里掏出那把折叠刀,放在桌上,推到江余手边。刀柄朝江余,刀刃朝自己。“你不需要用刀。”沈渡说,“你不是去抓他,你是去见他。他不是嫌疑人,他是林秋的父亲。”江余看着那把刀,看了几秒,然后拿起来,放回口袋。口袋里已经有很多东西了——折叠刀,两把铜钥匙,一个u盘,一张两个男孩站在树下的照片。口袋很满,满了就不会空。不空就不会冷。马老板的烧烤摊在路灯下冒着烟,烟是白色的,被灯光染成了暖黄色,升到半空,被风吹散。散了的烟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也许去了翠屏山,也许去了临川,也许去了1990年的某个雨夜。烟没有重量,没有形状,没有名字。但它在。和那些人一样。走了,还在。死了,还在。忘了,还在。江余放下酒瓶,站起来,沈渡跟着站起来。“去哪?”沈渡问。“那条巷子。”沈渡没有问为什么。他转身,朝停车的方向走去,江余跟在他身后。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潮湿的柏油路面上,像两棵并排生长的、被风吹歪了但还没有倒下的树。影子交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一块是谁的。和他们的生活一样,分不清了。不是分不清你是你我是我,是不需要分。你是你,我是我,但我们在同一个影子里。车子停在巷口那棵歪脖子槐树下。江余下车,沈渡没有下。他坐在驾驶座上,车窗摇下来一半,夜风灌进去,吹得他的头发有些乱。他看着江余走进巷子,没有跟上去。这一次,他不能跟。不是不需要,是不能。这条巷子太窄了,窄到只能一个人走。林秋走过,林深走过,江余正在走。他可以站在门口等,等江余走出来,等江余走到他面前,等江余说“走吧”或者“再等一会儿”。他习惯了等。从过去变成现在、从一个名字变成另一个名字。他在等,一直在等,等了半辈子。不差这一会儿。巷子里的灯是昏黄色的,从某户人家的窗户里漏出来,在地面上画出一个歪歪扭扭的长方形。江余踩过那个长方形,踩过积水,踩过落叶,踩过自己长长的、被灯光扭曲了的影子。铁门还是那扇铁门,门上的漆还是那些起泡的漆。门没有锁,虚掩着。他推开门,门轴又发出了那声尖锐的呻吟,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院子里的杂物还在,纸箱,自行车,花盆。死去的花还插在干裂的土里,枝干上的刺还在,但不会再扎人了。蓝色的门开着,灯光从里面涌出来,惨白的,和今早一样。江余走进去,画堆的高度没有变,过道的宽度没有变,画架上那幅没有画完的画也没有变。画里的女人站在没有叶子的树下,脸是空白的。林深不在那把木椅上。江余站在画架前,看着那幅空白的脸。画布上的颜料还没有干透,在灯光下反着湿润的、细微的光。林深今天还在画,画到他来,画到他走,画到他自己离开。他没有走远。他不会走远。他的画在这里,他的女儿死在这里,他的空白的脸画了三年都画不出来,他走不了。江余转过身,走出那扇蓝色的门,走过自行车,走过花盆,走过纸箱。他站在院子里,抬起头。楼上的窗户亮着灯,不是601室,灯是白炽灯,光从窗户涌出来,在夜空中画出一个方形的、灰白色的光柱。光柱里有灰尘在飞舞,细细的,密密的,像一群不知疲倦的、很小很小的、不会落地的飞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