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露了出来。不是纸质的画,是画在布面上的。油画布的纹理在阳光下清晰可见,颜料已经龟裂,细小的裂纹像蛛网一样布满了整个画面。江余把画从土里取出来,翻转过来。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画上是一个女人。穿着白色的睡裙,侧躺在沙发上,嘴唇上涂着复古红的色,脖子上的勒痕栩栩如生,每一道褶皱、每一个阴影都被刻画得极其精细,精细到了近乎病态的程度。她的身边放着一朵鸢尾花,紫色的,用极其浓烈的颜料绘制,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和温晚画的《猎物》同一个主题,同一个构图,但完全不同——这幅画的笔触更成熟、更凌厉,每一笔都带着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冷。画的右下角,用黑色的颜料签着一个名字:温鸢。“这不是温晚画的。”江余的声音低得像是怕惊动什么,“是温鸢。温鸢在温晚死之前就画了这幅画。顾城挂在413室墙上的那些画——不是温晚的作品,是温鸢的。”沈渡从江余手里接过画,仔细端详了很久,然后翻到画布的背面。背面的画框上,贴着一张发黄的便签纸,上面写着一行字,字迹和路牌背面的字迹是同一个人的:“第11幅。她杀了她。我不是说画里的人,我是说画这幅画的人。温鸢杀了一个女人,照着那个女人画了这幅画。那个女人不是苏晚,不是林婉儿,是第一个。1990年,临川市,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被勒死在自己的家里。案子没有破。温鸢看到了,那年她七岁。她记住了每一个细节。她把那个画面画了三十年,每一幅都不一样,每一幅都是同一个女人。”1990年。临川市。穿白裙子的女人。江余的脑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温鸢七岁那年,亲眼目睹了一个女人被勒死。那个女人穿白裙子,涂着复古红的口红,身边放着一朵鸢尾花——不,那朵花不是凶手放的,是温鸢放的。一个七岁的女孩,在杀人现场放了一朵花,然后把那个画面刻进了自己的记忆里,用三十年的时间反复地画,反复地描摹,直到那个画面成为她身体里无法剥离的一部分。而温晚的画,只是她姐姐的噩梦的影子。温晚不是温鸢的妹妹——她是温鸢的作品。温鸢用了三年的时间,把自己的噩梦移植到了温晚的潜意识里,让温晚画出和自己记忆一模一样的画面,然后以温晚的名义发表,以温晚的名义获奖,以温晚的名义被世界看到。她不是在帮温晚。她是在用温晚的身体,画自己的画。温晚跳楼的前一天晚上,在录音带里说的不是“11是谁”——她说的是——“姐姐,你为什么要杀那个人?”山坡上安静得像是没有人。江余把那幅画重新裹好,放进证物袋里,站起来的时候腿有些发软。不是因为蹲太久了,是因为那个1990年的画面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一个七岁的女孩,站在一个杀人现场,手里拿着一朵鸢尾花,看着地上穿白裙子的女人,没有哭,没有跑,只是安静地站着,记住了每一个细节。三十年。她画了三十年。然后她杀了苏晚,杀了林婉儿,因为她觉得她们像那个穿白裙子的女人——柔软、美丽、脆弱、该被勒死。因为她七岁那年,有人教了她一件事:勒死一个女人,然后在她身边放一朵花,是美的。那个人是谁?温鸢七岁的时候,是谁在她面前杀了那个女人?江余转过身,看着沈渡。沈渡的目光没有在他身上,而是落在山坡下方、疗养中心的方向。那栋灰白色的建筑在午后的阳光中静默着,像一只沉睡的巨兽。“沈渡,1990年的案子,还能查到吗?”“三十四年前的案子,卷宗可能已经销毁了。但如果那个案子当时被立过案,一定有记录。”沈渡收回目光,看着江余,“临川市公安局的档案室,应该有存档。”孟冬已经在打电话了。他的声音从山坡下方传上来,洪亮而急促:“何芳,你带人回局里,去档案室调1990年所有的命案卷宗——对,所有的。重点找穿白裙子的女性死者,勒颈致死,现场有花。”挂了电话,他走上山坡,站在江余和沈渡面前。花白的头发在阳光下像一根根银丝,眼睛里有血丝,但亮得惊人。“你们两个,”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是不是早就知道温鸢不是一个人?”江余和沈渡对视了一眼。“不算早就知道,”江余说,“是从简晴的纸箱里那幅未完成的画像开始的。第11个。简晴说她找到了第11个,但没有写完那个人的名字。我们一直以为她找的是人,但那幅画告诉我们——她找的不是人,是一幅画。第11幅画。温鸢画了十幅关于‘猎物’的画,挂在了413室的墙上。第十一幅不在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