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余从口袋里掏出那把车钥匙——孟远舟给他的那把,铜的,生了绿锈,钥匙齿纹在灯光下像一道道细长的、被水冲刷了很多年的河床。他把钥匙放在她手心里,把她的手指合上,让她握住。“他让我还给你。”江余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在对一个正在睡觉的人说话,“他说他不回来了。”林婉清的手指在钥匙上收紧了。不是因为有力气,是因为那把钥匙上有孟远舟的味道。铜的味道,铁的味道,汗的味道,血的味道,三年、一千多天、两万六千多个小时,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攥在同一个手心里被磨出来的那种味道。她认得这个味道,比认得任何人的脸、任何人的声音、任何人的名字都更认得。因为这个味道在她最黑最冷最孤独的三年里,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眼泪从她的眼角滑下来,无声的,沿着她消瘦的脸颊往下流,滑过颧骨,滑过下颌,滑过颈侧,最后落在枕头上,在浅蓝色的枕套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圆形的印记。江余伸出手,用拇指把那滴眼泪从她脸上擦掉了。她看着江余,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声音。但江余读出了她的唇语。“谢谢。”江余把手收回来,放在膝盖上。“不用谢。”他说,“不是我救的你。”林婉清看着他的眼睛。她的目光从他的眼睛移到了他的身后,移到了那扇关着的门上。门上的玻璃窗口透进来一片淡蓝色的光,光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轮廓——一个人,站在门外,背靠着墙,头微微低着,双手插在裤兜里。沈渡。江余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下。椅子腿碰到地面发出很轻的一声响,像是一个句号。“他叫沈渡。”江余说,“他来过这里。三年前,你刚被送来的那天晚上,他在手术室外面等了一夜。手术做了十四个小时,他在走廊里站了十四个小时。你被推出来的时候,麻醉还没有退,你闭着眼睛,看不到他。他看了你一眼,然后走了。”林婉清的眼睫毛颤了一下。江余转身走到门口,拉开门。沈渡靠在门边的墙上,头微微低着,双手插在裤兜里。他的姿势和门里面那个人躺在床上的姿势不一样,但他们的影子在走廊的灯光下投在同一个地面上,交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一块是谁的。“走吧。”江余说。沈渡从墙上直起身来,两个人并肩走过走廊,走过护士站,走过电梯,走下楼。走出住院部大门的时候,阳光猛地砸在脸上,刺得江余眯起了眼睛。沈渡从口袋里掏出那副墨镜,戴上。黑色的镜片把阳光挡在了外面,也把他眼睛里的表情挡在了里面。江余看不清他在想什么,但他不需要看清。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包括沈渡三年前在手术室外面站了十四个小时。包括沈渡给林婉清签了那张转院手续——不是孟远舟签的,是沈渡。孟远舟没有出现在那张纸上,他的名字在任何一张纸上都没有出现过。沈渡用了自己的名字,签了那张转院手续,把林婉清从采石场下面的山洞里接了出来,送到了市花店车子开出去三条街,江余让沈渡靠边停了。不是到了,是他忽然想下车走走。沈渡没有问他为什么,把车停在路边一棵梧桐树下,熄了火。两个人下了车,沿着人行道慢慢地走。阳光从梧桐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两个人身上投下一片一片细碎的、金色的光斑。风从街道尽头吹过来,带着早餐摊上豆浆油条的气味、报刊亭里油墨的气味、花店门口栀子花的气味,所有的气味混在一起,被风揉碎了,搅匀了,灌进人的鼻腔里,像一杯调得很乱、但意外好喝的鸡尾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