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渡从窗边走过来,把手里的风衣叠好,放在江余的椅背上。风衣的袖口上那道暗红色的铁锈痕迹还在,在晨光中像一道细长的、干涸的、已经不会疼了的伤口。他看着那件风衣,看了两秒钟,然后转身,走出了办公室。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一下,又一下,像一个人在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向一个他知道一定会去、但不需要着急的地方。江余站在窗边没有动。晨光越来越亮,从金色变成了白色,从白色变成了一种透明的、几乎看不见的、像水一样的光。整座城市在这片光中慢慢苏醒,街道上车流的声音、人行道上脚步声、早餐摊上铲子翻动的声音、豆浆机转动的声音、婴儿啼哭的声音、母亲哄睡的声音。所有的声音汇在一起,像一首很大很大的、没有谱子的、永远不会停的交响乐。江余在窗边站了很久,久到晨光从他脸上移到了他脚下,久到赵小刀把桌上那沓监控截图整理好锁进了抽屉,久到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影子从西边移到了东边。他转过身,拿起沈渡留在他椅背上的那件风衣,叠好的,四四方方的,和他第一天来的时候叠的那床被子一样。他把风衣搭在手臂上,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很安静。沈渡的脚步声已经听不到了,但江余知道他去了哪里。他不需要猜,不需要想,不需要用任何推理。他就是知道。楼下,分局的大门口,沈渡站在那里,面朝街道。晨光在他身后铺展开来,把他整个人笼罩在一片透明的、温暖的光里。他没有穿风衣,只穿着里面那件黑色的薄毛衣,毛衣的领口有些松了,露出锁骨的线条和一小片被阳光晒成小麦色的皮肤。江余走过去,把那件风衣递给他。沈渡接过去,没有穿,搭在手臂上,和江余的动作一模一样。“去哪?”沈渡问。“市第三人民医院。”江余说。沈渡没有问为什么。他转身,朝停车场走去。江余跟在他身后。停车场的车不多,沈渡的那辆深灰色suv还停在老位置,车身上还留着翠屏山盘山公路的泥点子,一道一道的,像被谁用蘸了泥浆的笔随意画了几笔。江余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去,沈渡坐进驾驶座,发动了引擎。车子驶出分局大门的时候,赵小刀站在四楼的窗户后面,手里端着一杯刚泡好的咖啡。她看着那辆深灰色的suv汇入车流,消失在街道尽头,然后低下头,看着咖啡杯里自己的倒影。水面的倒影有些模糊,看不清楚表情。她把咖啡喝了。很苦,没有加糖,没有加奶。和沈渡平时喝的一样。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神经内科在住院部六楼。电梯门打开的时候,走廊里的灯是白色的,很亮,照得整个楼层像一间被擦得干干净净的、没有人住过的玻璃房子。护士站后面的墙上挂着一面钟,指针指向八点四十七分。值班护士抬起头看了他们一眼,目光在他们脸上停了一下,继续低头写护理记录。42床在走廊的尽头,是一个单人间。门是关着的,门上的玻璃窗口透出一片淡蓝色的、柔和的光。江余在门口站了片刻,然后敲了门。没有应答。他推开门,走进去。房间里很安静。医疗仪器的声音很轻,滴滴,滴滴,滴滴,像一颗很小很小的、藏在墙里面的心脏在跳。床上躺着一个人。女人,头发很短,很细,很软,像刚长出来的婴儿的头发。她的脸很瘦,颧骨很高,眼眶很深,嘴唇是淡粉色的,没有血色的那种粉,像一朵被水泡了很久的花瓣。她的眼睛闭着,睫毛很长,在脸颊上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她的右手露在被子外面,手背上扎着输液管,胶布固定着针头,针头旁边的皮肤是青紫色的。江余走到床边,在椅子上坐下。沈渡站在门边,没有进来。他关上了门,把自己和那个房间隔在了一扇门的距离之外。江余看着床上那个人的脸。不是林婉清的脸——林婉清的照片他看过无数次,在东城商会的活动合影里,在孟庆川的手机相册里,在张明的日记本里。照片上的林婉清有圆润的脸颊,饱满的额头,弯弯的眉毛,一双浅褐色的、透明的、像秋天的落叶一样的大眼睛。床上这个人,和照片上的林婉清是同一个人的骨头,同一个人的皮肤,同一个人的名字,但不是同一个人。这个人经历了太多,太多了,多到她不再是照片上的那个人。她变成了另一个人。江余不知道她变成了谁。但她知道。她睁开了眼睛。浅褐色的,透明的,像秋天的落叶。和温鸢一样,和温凝一样,和所有温家的女人一样。这双眼睛看着江余,不是看陌生人,不是看警察,不是看任何一个她应该用警惕或恐惧或感激来对待的人。是看一个人,一个她等了很多年、终于等到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