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岭实验学校的入学考试安排在一间大教室里。
参加考试的有七八十个孩子,年龄看上去从八岁到十几岁。家长全站在走廊上,从窗户往里看。桌子按单人拉开,每张桌角贴一个号码。我坐在第四排,母亲隔着玻璃把两支削好的铅笔举给我看,提醒我别漏题。
语文卷不难。看拼音写词语、修改病句、阅读一篇短文,最后作文写“难忘的一件事”。我写奶奶被蛇咬。写到放血时,监考老师从旁边经过,停下看了一眼。我怕她觉得是编的,把“一盆黑血”改成“一盆血水”。
数学卷前面也会。分数、小数、长方体,我都做过。到了后面,一张方格图上标着学校、邮局、医院,让写它们分别在什么方向。我盯着东南西北看了很久。
学校的黑板上通常把上面当北,地图也是这样。可我坐在陌生教室,不知道试卷的上面对应窗外哪座山。我先写东,又改成北,擦到纸起毛。最后四个方向有两个写反。
再后面是一道行程题。两辆车从两地相向而行,我又遇到那个总让两个人同时出发的词。我会列式,算到一半忘了单位。交卷铃响时,最后一问还空着。
走出教室,母亲第一句问考得怎么样。
我说还行。
她问有没有不会的。
我说方向题不确定。
她皱起眉,说东南西北都学过,怎么会忘。
我说放假太久。
她说别人也放假。
我看见周围家长都在问同样的问题。孩子有的说简单,有的低头不答。一个男生刚说作文没写完,父亲就在走廊骂起来。母亲听见后压低声音,说考完再说,别在这里丢人。
成绩当天公布。学校把名单贴在宣传栏,按报考年级分组。我在六年级新生里排在中间,不算差,也谈不上好。招生老师拿红笔在几个名字旁边画了圈,我的名字也被圈上。
母亲问圈是什么意思。
老师把我们叫进办公室,说这些孩子基础比较薄弱,直接进六年级可能跟不上,建议从五年级重新读。这样多用一年把知识补牢,将来考初中更有把握。
他说“多用一年”,没有说“留级”。
母亲问是不是成绩太差。
老师说不是差,是知识有断层。青岭从三年级开始正规学英语,数学进度也快。孩子从农村学校转来,直接升班会很吃力。留在五年级对孩子负责。
母亲听见英语,立刻想起我那些包得很新的课本。她问我愿不愿意。
办公室里坐着几位老师和家长。所有人都看着我。我不知道一个“不愿意”需要解释多少,只点了头。
母亲说他自己也同意,那就留一级。
招生老师在表格上把“六”划掉,写了一个“五”。他写得很快,我看见那一横落下去,仿佛一年已经被划掉。
办完手续,我们坐面包车回去。母亲一路讲留一级的好处:年龄小,不丢人;基础补好,以后省力;多上一年,父亲也供得起。她说别人想进还考不上,我们有机会应该珍惜。
我开始也觉得有道理。车从学校开出去时,我甚至想五年级的题已经学过,考试容易拿第一。
走了半个多小时,车经过一个乡镇中学。门口有学生背着书包出来。我忽然想到,梁小峰、陈文涛和羊山小学的同学读完六年级会去初中,我却还在五年级。他们以后问我读几年级,我要把“五”说出来。
我又想到独山小学关门时,别人往前走,我跟着;羊山路再远,也是一年一年走。现在所有人照常升班,只有我从六年级退回去。那一年不是多用,是要重新经过。
我开始哭。
母亲以为我晕车,拿塑料袋给我。我摇头。她问哪里不舒服。我说不留级。
她说刚才问你,你自己答应的。
我说我不知道。
她问你不知道什么?
我答不上来,只重复不留。开始只是掉眼泪,后来越哭越大声。车里的人都回头看。司机从后视镜问孩子怎么了。母亲说没事,闹脾气。
她让我别哭,说手续已经办了。我听见已经办了,像是再也改不了,哭得喘不上气。我抓住她胳膊,说回去改,现在就回去。
母亲生气,让我小声点。我没有停。那是我小时候少有的一次,不因为别人打我,也不因为父母吵架,而是为自己想要的东西哭。我仍不会讲道理,只能把眼泪和声音一起拿出来。
车到镇上以后,母亲拉我下去。她站在路边问最后一次,你确定六年级跟不上也不后悔?
我说不后悔。
她又问考不上初中呢?
我说不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