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韩把搪瓷缸放在桌上,缸底接触桌面的声音很沉。他看着白板上那些名字,看着那些他当年一个一个地查过、一个一个地问过、一个一个地跟丢了的人。“他的实验已经结束了。他培养了十七个人。七个死了,三个失踪了,七个活着。七个活着的人里,有一个成了心理学教授,有一个成了刑警,有一个成了犯罪心理侧写师,有一个——”他看着江临。“回来了。”江临看着他。老韩的眼眶红了。“回来了就好。”陆沉舟从口袋里摸出两根棒棒糖,橘子味的。他把一根放在白板的凹槽里,在那些马克笔的旁边。他把另一根剥开,塞进嘴里。甜味在舌尖化开。江临看着那根放在白板凹槽里的棒棒糖,橘子味的,糖纸是橙色的,上面印着一个橘子的图案。他伸出手,把棒棒糖拿起来,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窗外的天光从灰白变成了浅金。太阳升高了,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白板上,落在那十七个名字上,落在那些被红笔圈起来的、被箭头连着的、被标注了“已故”“失踪”“在逃”“幸存”的字迹上。那道光落在他手背上,把那些细小的、白色的疤痕照得很亮。第三个幸存者名单上那七个活着的人,专案组用了三天时间找到了其中六个。有的人在南方,有的人在北方,有的人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他们接起电话的时候,有的沉默,有的哭泣,有的愤怒,有的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听到“海滨城精神病院”这六个字的时候,电话那头都会出现一段空白。空白的长度不同,有的两三秒,有的十几秒,有的长到你以为电话已经断了。第七个人,专案组没有打电话。老韩说,这个人需要当面谈。他住在海滨城下辖的一个县级市里,距离市区大约两个小时的车程。他的病历上写着“精神分裂症,偏执型”,病史十五年。二〇〇五年被家人从海滨城精神病院接出来后,在家待了不到一个月就住了院,之后再也没有出来过。一月五日,倒计时第十三天。海滨城下起了雪,不大,细细的,像盐粒从天上筛下来。陆沉舟开车,江临坐在副驾驶,老韩坐在后排,三个人从市局出发,往南开了两个小时。下了高速,拐进一条窄窄的县道。路两边是大片的农田,麦子已经收完了,地里光秃秃的,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远处有几个村庄,灰白色的房子,烟囱里冒着白烟,是有人在烧炕。车在一栋灰白色的建筑前停了下来。海滨城精神卫生中心,原名海滨县精神病院。陆沉舟熄了火,没有立刻下车。他坐在驾驶座上,看着前方那栋灰白色的建筑,三层的,样式和二〇〇五年关闭的那座一模一样。同一个图纸,同一个年代,同一个政府拨款建起来的。他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慢慢松开,又慢慢握紧。他看了一眼副驾驶。江临正看着那栋建筑,看着那些黑洞洞的窗户,看着那些窗玻璃上结着的厚厚霜花。他的表情很平静。老韩从后座探过身来,把那只布满老茧的手放在江临的肩上,不重不轻地按了一下。“走吧。”三个人下了车。风从北边吹来,灌进衣领里,冷得人直缩脖子。老韩走在最前面,推开了那扇沉重的玻璃门。大厅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和外面清冽的冷空气完全不同,是那种暖的、闷的、让人喉咙发紧的味道。一个护士坐在前台后面,抬头看了他们一眼。老韩掏出证件。“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来见一个病人,姓陈。”护士翻了翻登记本,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分机号。挂断之后,她站起来,从柜台后面走出来。“陈永强。在二楼。我带你过去。”楼梯是水磨石的,灰绿色的底,嵌着白色的小石子,和海滨城精神病院的一模一样。扶手是木头的,漆面斑驳,有些地方露出了底下灰黑色的木头。江临走在最后面,手扶着扶手,一步一级台阶。老韩走在最前面,和护士并排。陆沉舟走在中间。二楼到了。走廊很长,两侧是一扇扇紧闭的门,门上有一块方形的玻璃窗,可以看到里面。有些房间拉着窗帘,窗帘是蓝色的,褪色了,发白。有些房间没有拉窗帘,能看到里面的床和床头柜,以及坐在床边或躺在床上的身影。护士在走廊中间的一扇门前停下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找到其中一把,插进锁孔,拧了一下。门开了。房间里很暗,窗帘拉着的。日光灯管只有一根还亮着,发出嗡嗡的声响,光很白,很亮。房间不大,十平米左右,一张床,一个床头柜,一个衣柜。床上的被子叠得很整齐,叠成了豆腐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