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临看着他,看着他在昏暗光线中微微发亮的眼睛,看着他被走廊尽头那片黑暗映衬得更加清晰的轮廓。他没有抽回手臂,把手抬起来,覆盖在陆沉舟的手背上,手指收拢,把他的手从自己的手臂上轻轻拿开了。“这次换我保护你。”江临的声音比陆沉舟的更轻。他转过身,继续朝走廊深处走了。陆沉舟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他感觉到那只手覆盖在他手背上的温度还在,从皮肤表面向里面渗,沿着掌纹向手腕蔓延。老韩站在他们身后,看着这一切。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眼睛里有光。他咳嗽了一声。声音不大,但在空旷的走廊里很响。不是那种真的需要清喉咙的咳嗽,是那种一个人想说“注意场合”但不想说出口、于是用咳嗽来代替的咳嗽。陆沉舟转过身,看了老韩一眼。老韩看着天花板,看着那几根还在顽强地亮着的日光灯管,日光灯管嗡嗡地响着,光很白,很亮。阿苗站在老韩身后,手里抱着那台手持摄像机,镜头盖还没有打开。她刚才忘记开了,因为她的注意力不在镜头上,在走廊前面。她看着那两个并肩的——不,一前一后的——不,一个走在前、一个走在后、但之间的距离已经不再是“距离”的背影。她的嘴角弯得很高。“年轻人,注意场合。”老韩说,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长辈特有的那种“我见过比你们更夸张的”的淡定。阿苗低下头,假装在调整摄像机。她的手指在机身上按了好几下,按的都是没有功能的键位。她的嘴角还是弯着,弯到她的脸有点酸了。她小声说了一句。“他们好配。”老韩看了她一眼,没有点头,没有摇头,没有说任何话。他的嘴角有一个非常细微的、几乎看不出来的弧度。阿苗的手指在摄像机上停了一下。她抬起头,看到老韩已经转过身,朝走廊深处走了。他的步伐很慢,他的花白头发在昏暗的走廊里像一团移动的雪。她看着他的背影,把摄像机的镜头盖打开了。江临走在最前面。他的影子被身后那几根日光灯管的光投在地上,拉得很长很长,像一个被放大了很多倍的人,走在他自己的前面。他走到护士站了。护士站的台面是大理石的,白色的,被灰尘和污渍覆盖成灰黄色,台面上还放着一个搪瓷杯,杯壁上印着一朵已经褪色的牡丹花。他的目光在那个搪瓷杯上停了一下,那是护士长的,姓王,四十多岁,圆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给他倒过水,给他量过体温,在深夜他睡不着的时候坐在床边对他说“会好的”。他不知道她后来去了哪里,不知道她还在不在这个城市。他的目光从搪瓷杯上移开了。他走到医生办公室了。门开着,里面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铁皮柜。桌上还放着一本翻开的病历,纸页已经发黄发脆,风一吹就碎。他没有看那本病历,不需要看,里面的每一个字他都知道。他走到治疗室了。门关着,门上的玻璃窗被从里面糊上了报纸,报纸已经发黄了,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他的手在门把手上停了一下,没有拧。他走到走廊的尽头了。那里有一扇门。木门,深棕色的,表面刷了一层清漆,漆面起皮了,一片一片地翘起来。门把手上没有锁,是一个球形的、黄铜的、已经氧化发黑的门把手。门的上方有一个标牌,白色的底,黑色的字,字体是那种老式的、方方正正的、没有衬线的印刷体。403。江临站在那扇门前,离门大约一米远。他站在那里,没有往前走,没有退后。他的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蜷着。他看着那扇门,看着那个标牌,看着那三个数字。他的嘴唇微微张开了一点,合上了,又张开了一点。他在说一个无声的词,不是“林屿”,是“我回来了”。他伸出手,握住了门把手。黄铜的,冰凉的,表面氧化发黑。他的手指在门把手上收紧了,拧了一下。门开了。门里面是一间很小很小的房间。大约十平米。一张床,铁架床,床板上铺着一张已经发黄发黑的褥子,褥子上有一个人形的凹陷。一张桌子,木头的,靠窗放着,桌上什么都没有,但桌面上有一圈一圈的、深浅不一的、像树木年轮一样的水渍。一张椅子,没有靠背,坐面被磨得光滑发亮。墙上刻着字。江临站在门口,没有走进去。他看着那些刻在墙上的字,看着那个“林屿,别怕”,看着那个逗号,看着那个逗号周围的、细小的、放射状的裂纹。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不是泪光,是一种更亮的、更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