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再练几天,”沈临洲说,“周末之前要做到‘好吃’的程度。”江屿又夹了一块鱼肉,边嚼边说:“不用,现在这样就行。你妈吃的是心意,不是手艺。”沈临洲看着他,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他转过身,假装去收拾灶台,把锅铲挂好,把调料瓶摆正,把用过的碗碟放进水槽。江屿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他忙碌的背影,嘴角有一个很小的弧度。周末来得很快。周六早上,江屿难得地赖了床。沈临洲做好早饭叫他,他把被子蒙在头上,闷闷地说了一句“再睡五分钟”。沈临洲在床边坐了一会儿,伸手把被子往下拉了拉,露出江屿乱糟糟的头发和半张睡脸。“我妈十点到,”沈临洲说,“现在已经八点半了。”被子底下伸出一只手,在空中胡乱挥了一下,像是在赶一只苍蝇。沈临洲握住那只手,把江屿从被子里拽了出来。江屿坐起来,头发支棱着,眼睛还没完全睁开,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只刚冬眠醒来的刺猬。“你紧张吗?”江屿揉着眼睛问。沈临洲想了想,点了点头。“我比你更紧张。”江屿说,声音还带着刚睡醒的沙哑。沈临洲看着他,忍不住笑了。江屿很少承认自己紧张,他能说出来,说明是真的紧张到了极点。“不用紧张,”沈临洲说,“我妈人很好。”“她是你妈,”江屿下床,趿拉着拖鞋往浴室走,“天底下所有的妈都觉得自己的儿子值得最好的人。我是不是那个最好的人,要等她说了算。”浴室的门关上了,水声响起。沈临洲站在门外,对着那扇紧闭的门说了一句:“你本来就是。”水声太大,江屿没听见。十点零三分,沈母到了。她比沈临洲记忆中瘦了一些,头发也白了一些,但精神很好,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外套,手里拎着一个大袋子。沈临洲在车站接到她的时候,第一眼差点没认出来——她变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变,只是那些岁月留下的痕迹在这半年里突然加速了。“妈。”沈临洲接过她手里的袋子,很重,不知道装了些什么。沈母看了他一眼,眼眶立刻就红了。但她没有哭,只是伸出手摸了摸沈临洲的脸,手指冰凉,微微颤抖。“瘦了,”她说,“但气色好多了。”沈临洲笑了笑,一只手拎着袋子,另一只手揽住母亲的肩膀,带她往“屿洲”的方向走。一路上沈母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看沈临洲,像是在确认他真的还好好活着。推开“屿洲”的门时,风铃响了。江屿站在靠窗的位置,穿着干净的白色t恤和深色裤子,头发梳得很整齐,像是特意打理过。他站在那里,手垂在身体两侧,姿态端正得不像平时的他,更像是一个等待面试的应届毕业生。沈母进门的时候,江屿的目光和她的目光在半空中相遇了。那一瞬间,江屿的心跳快得不像话,但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到连沈临洲都有些意外。“阿姨好,”江屿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我是江屿。”沈母看着他,看了几秒。那几秒对江屿来说像是过了几年,他觉得自己所有的伪装都在那双眼睛面前无所遁形——他不是一个普通的餐馆合伙人,他是沈临洲选择了的人,是让沈临洲离开沈家的那个人,是把沈临洲从“沈总”变成一个小餐馆厨师的罪魁祸首。但沈母没有说任何江屿预想中的话。她只是点了点头,说了一句:“你好,江屿。临洲经常提起你。”江屿愣了一下。他不知道沈临洲经常提起他——沈临洲从来没有说过。他转头看了沈临洲一眼,沈临洲的耳尖红红的,假装在倒水,避开了他的目光。沈母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就是江屿平时坐的那个位置。江屿在她对面坐下,沈临洲站在中间,端着两杯水,像是一个不知所措的裁判。“临洲说你的厨艺进步很大,”沈母接过水杯,看着沈临洲,又看了看江屿,“今天能尝尝吗?”“能,”沈临洲说,“我今天做清蒸鲈鱼。”沈母的眼睛亮了一下,那是沈临洲很久没见过的光。“你学会做鱼了?”“刚学的,”沈临洲说,“不太熟练。”他走进厨房,系上围裙,开始忙碌。店堂里只剩下沈母和江屿两个人,隔着一张原木色的桌子,面对面坐着。阳光从南窗照进来,落在两个人之间的桌面上,把木纹照得很清晰。沉默了一会儿,沈母先开了口。“临洲小时候,特别怕打雷。”她说,声音不大,像是在讲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每次打雷都要跑到我房间来,钻我被窝里,捂着头,说‘妈妈我怕’。我一直以为他胆子小,后来才知道,他不是怕打雷,是怕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