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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分之一（第1页）

七份个人担保的扫描件一共四十三页。许原周六早上坐在餐桌边，从第一份翻到最后一份，看到的金额却不能直接相加：有的是银行借款，有的是供应商账款，有两份对应同一批货，只是在不同环节追加了保证责任。母亲把律师整理出的清单发给他，最上方特意标着“初步核对”，提醒他不要把任何一个数字当成最终结果。

“所以到底欠多少？”许原问。

“现在没人能准确回答。”母亲正在客厅与律师通电话，闻言用手盖住听筒，“本金、利息、违约金都要重新确认，公司之间还有互相抵扣。七份担保不等于七笔都要由个人全额承担。”

“也不等于不用承担。”

她停了一下：“对。”

这是近来母子之间最常见的谈话方式。许原问一句，她便给一个不会误导他的答案，不再用“问题不大”或者“律师会处理”将事情推远；可答案通常只能揭开下一层麻烦，无法带来安慰。

许原翻到第四份。债权人不是他熟悉的银行，也不是程家的包装厂，而是一家名为衡屿商业保理的公司。原供应商为了提前回款，把对许氏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公司，许原父亲则在补充协议里签了个人连带保证。公司地址在越宁金融港，名称看着陌生，标识却并不陌生——镜川国际部的年度公益项目手册上，每年都有同一个标识。

“衡屿是谁家的？”他问。

母亲没有立即回答。电话另一端的人还在等，她只说了句稍后再联系，挂断后走到餐桌旁，将那份协议往自己面前挪了一点：“晏家持股。”

许原以为自己会先惊讶，真正冒出来的却是一种迟到的明白。晏峥为什么那么快知道许家转部材料缺了哪一份，为什么在所有人还只听见传言时便已经替他联系教务处，为什么许母能够把身份证明、签字页和申请表放心交给一个同龄人——这些事情原本各有理由，此刻却忽然多出了一层他不知道的背景。

“晏峥知道吗？”

“未必知道具体合同。”母亲说，“衡屿的业务不归他管，他也只是高中生。”

“我问他知不知道，不是问他管不管。”

“许原。”她把声音放缓，“大人的债务不要变成你们之间的事。转部材料是我请他帮忙送的，那天我走不开，和衡屿没有关系。”

“你告诉过他别跟我说？”

母亲沉默了片刻：“我只让他别拿不确定的消息影响你。”

“听起来就是让他别说。”

母亲抬头。许原周末起得晚，后脑有一绺头发还不肯服帖，偏长的眼睛却已经完全清醒；他的嘴角天生有一点向上，小时候不说话也像在憋什么坏主意，这两年脸部线条渐渐长开，那点似笑非笑便显得冷了。她大概也在这时意识到，坐在对面的仍是她的儿子，却早已不是一句“大人的事”就能哄走的小孩。

“当时连律师都没核清楚，我能让他告诉你什么？说晏家可能是债权人，让你先跟认识十五年的人翻脸？”她说完像是觉得语气重了，停下来整理散在桌面的文件，“你现在知道了，又准备做什么？”

许原答不上来。他没有钱偿还，也没有资格代表父亲与衡屿谈判，甚至无法判断这份保证最后是否会被要求履行。可“暂时做不了什么”与“可以被所有人瞒着”并不是同一回事，他已经解释过不止一次，身边的人仍习惯替他把两件事合在一起。

母亲接到新的电话，回书房继续处理。许原将第四份打印件按页码放回去，没有去找晏峥。周末两天，晏峥在群里问过一次数学卷订正得怎么样，他回了一个“活着”，陈放立刻跟上“基础薄弱也活着”，话题便被周一晚自习和新课表带去了别处。

周一早晨，国内部后墙的临时作息换成正式版本。五点二十结束正课，六点十分开始第一节晚自习，八点四十放学；晚餐、回寝室取东西和短暂休息都压在中间五十分钟里，走读生的手机也要在晚自习前交到讲台旁的收纳袋，放学才能取回。

陈放盯着作息表看了半分钟：“以前我以为八点四十是晚上，今天才知道它是放学。”

宋南乔从他桌边经过：“等高三就知道十点也可以叫刚下课。”

“你能不能不要在高一第一周预告灾难？”

“那你先把数学订正交了。”

“人生不能只剩数学。”

“你的人生还剩一份没交的物理。”

陈放被她清点得无话可说，转头见许原在填摸底分析表，立刻寻找同盟：“你目标写多少？”

表格要求每个人分析失分原因，再写第一次月考的分数目标和改进措施。许原的数学摸底是一百零九，错题分成三类：真不会的、会而写错的，以及答案对但过程拿不满分的。最后一类占得最多，他在目标栏写下一百三十，又把“规范步骤”划掉，改成更具体的三条：写清列式依据，不乱连等号，函数题检查定义域和取值范围。

“一百三？”陈放看完，语气像在参观一种高风险行为，“你刚来就给自己加二十一分？”

“你写多少？”

陈放把表格盖住：“目标属于个人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