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课的上课铃响之前,李未央已经看到了周建国。
他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手里夹着一本数学教材,步履不快不慢。藏青色的夹克,黑色皮鞋,头发梳得整齐。和他在家里的样子不太一样。在家里他不梳头发,穿一件起球的灰色毛衣,坐在沙发上改卷子,茶几上永远摆着一杯浓茶。茶渍在杯壁上结成褐色的圈,一圈叠一圈,像树的年轮。
走廊上的学生三三两两地让开,有人叫“周老师好”,他点一下头,嘴角动一动,算是一个笑。
李未央坐在靠窗的位置,隔着玻璃看到了这一幕。她握笔的手指收紧了,指节贴在冰凉的笔杆上,像贴在一根骨头上面。
她不知道别的学生看到自己父亲走过来是什么感觉。应该不会是这样。应该不会觉得胸口有个东西在往下坠,像一个拴了石头的塑料袋,从喉咙一直沉到胃里。
周建国走进教室的时候,班长喊了起立。椅子腿摩擦地面的声音稀稀拉拉地响成一片,所有人站起来,参差不齐地喊“老师好”。
李未央也站起来了。她也说了“老师好”。她的声音混在四十多个人的声音里,不会被任何人单独分辨出来。包括他。
“坐下。”
周建国的声音从讲台上传下来。和在家里不一样。在讲台上,他的声音是平的,像一把尺子。在家里,他的声音是另一种——更尖锐的,更像一把剪刀。
她坐下来,把数学书翻到今天要讲的页码。她的手指在抖,很轻微,只有她自己能感觉到。她把左手压在右手上面,用力按了一下,像要把什么东西压住。
周建国开始讲课。他的板书很工整,一行一行,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像印刷出来的。他讲课的时候不看任何人,目光在教室后排和窗户之间来回移动,偶尔落在某个学生身上,停一两秒,又移开了。
李未央知道那个规律。他在找人回答问题的时候,目光会先扫过前三排,再扫过后三排,最后停在中间。她坐在第四排,正好是他的目光不太停留的位置。
这不是巧合。她从小就知道怎么坐在让他看不见的地方。
“这道题,”周建国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函数式,粉笔敲了敲等号右边的式子,“谁来?”
教室里安静下来。有人低下头,有人假装在翻书,有人把目光移向窗外。李未央没有动。她的目光钉在课本上,但一个字都没看进去。她的耳朵在听他的脚步声——讲台上面铺了地板革,走起来有一种闷闷的、黏腻的响声。
“李未央同学。”
她的名字从他的嘴里掉出来,像一颗粉笔头砸在地板上。
她抬起头。
周建国站在讲台上看着她,一只手撑着讲桌边缘,另一只手还捏着粉笔。他的表情和叫任何其他学生时没有任何区别——眉毛微微扬起,嘴巴抿着,是一种等待的、不带感情的专注。
“你来回答。”
李未央站起来。椅子往后推的时候刮过地板,发出一声尖锐的响。她感觉到周围有目光落在她身上,又很快移开了。没有人在意。在她看来,周老师叫李未央同学回答问题,就像叫任何一个学生一样。他每周都要叫几十个学生,这只是其中一个。
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李未央看着黑板上的函数式。那些数字和字母排列得整整齐齐,每一个都认识她,但她不认识它们。她的大脑一片空白。不是因为不会。是因为她站在这里,被他看着,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做同一件事——想消失。
“这个函数的定义域是……”她的声音很小,像从很深的井里传上来。
“大点声,”周建国说。他的语气和纠正任何一个学生时一模一样。没有不耐烦,没有嘲讽,只是“大点声”。
但她的身体记得别的声音。
她记得那些词从他嘴里出来的时候,唾沫星子喷在她脸上的温度。她记得邻居说的那个外号被听到的时候,他的笑声——笑完了回头看她,眼神突然冷下去,像关了一盏灯。
那些声音和现在这个“大点声”是同一个人的。
她的身体知道。她的手指在抖,她的膝盖在抖,她的大腿后侧贴着椅子的边缘,肌肉绷得像一根拉到极限的橡皮筋。
“定义域是x大于等于负一,小于等于三。”
她说出来了。声音还是很小,但说出来了。
周建国看了她一秒。那一秒里,她看到他右边的眉毛动了一下——一个极细微的动作,在家里,这个动作通常意味着不满意,但还不至于发火,像暴风雨前气压的微妙变化。
“坐下。”
她坐下来。椅子托住她的重量的时候,她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全是汗。校服衬衫贴在皮肤上,冰凉冰凉的。
周建国转身继续写板书,话题已经移到了下一个步骤。他讲得很流畅,举重若轻,偶尔穿插一个冷笑话,前排有几个学生笑了。他是一位好老师。所有人都这么说。他的学生数学成绩好,他的公开课得过奖,他在家长会上发言的时候语气诚恳,眼神坚定。
李未央看着他的背影,想起了上周四的晚上。
那晚她忘了关客厅的灯。他推门进来的时候她正在做数学卷子,那道立体几何的辅助线怎么都画不对。他的影子盖在她的卷子上,她还没来得及抬头,声音就砸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