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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高烧（第1页）

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安国县的天还热着。

虽然不是七月那种能把人蒸熟的热法，但是那种闷闷的、压在嗓子眼儿上的热依，旧让人不舒服。日头出来得早，五点多天就亮了，亮堂堂地罩着大地，把庄稼地里最后一点儿露水都收干。玉米秆子还青着，一人多高，密匝匝地挤在地里，叶子宽得像一把把扇子，在风里呼啦呼啦地响。棒子已经鼓起来了，苞皮绷得紧紧的，顶缨从嫩绿变成了暗褐色，捏一捏能摸到里面一粒一粒的硬疙瘩——再有一个来月就该收了。

风从太行山那边翻过来，越过干涸的河滩和层层叠叠的黄土坡，钻进大龙湾镇清石沟村家家户户的窗缝门缝，带着青玉米秆子那股子生涩的青气，和远处场院里新打下来的黄豆的豆腥味。天很高很蓝，蓝得发白，一丝多余的云彩也没有。村口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还绿着，但边儿上已经开始泛黄，在枝头颤颤巍巍地挂着，仿佛再刮两场风就该落尽了。谁家的烟囱冒出一缕细细的青烟，刚升到房檐就被吹散了。

村东头第三排土坯房的里屋，一个少年躺在一张老旧的木板床上，盖着一床褪了色的花被。

被里的棉絮硬邦邦的，结成了一块一块，压在身上沉甸甸的，翻个身都能听见棉絮在布里窸窸窣窣地响。枕头是一条旧裤子叠成的，塞在脑袋底下，硌得慌。窗帘是一块打了补丁的蓝布，被风微微吹起来，又瘪下去，漏进来的光忽明忽暗。

少年额头滚烫，嘴唇干裂得起了好几层皮，一层一层翘着，裂开的地方沁出细小的血珠。面色潮红，像一团在黑暗中闷烧的炭火。床边那只缺了口的粗瓷碗里，红糖水已经凉透了，碗沿三个小缺口排成一排，最小的那个只有米粒大，最大的那个缺了小指甲盖宽。碗底那朵印着的红牡丹褪得几乎看不清颜色，只剩下淡粉色的残影。

少年烧了一天一夜都没退。

少年的母亲李桂香守到后半夜实在撑不住，靠在炕头眯了一会儿，天没亮又起来熬粥。灶膛里的火还没完全熄灭，扒开灰烬露出暗红的炭火，添一把干玉米秸，火苗子就窜上来了。家里的药箱翻了底朝天，只有几片退烧药，过期了也没舍得扔。少年的父亲宋德厚蹲在灶房门口抽了两根烟，卷的纸烟，劣质烟丝，烧起来有一股呛人的味道。他抽完第二根，把烟屁股在鞋底上摁灭了，说：“实在不行就去镇上卫生院。”

李桂香没接话。她心里算过了——去一趟卫生院，挂号费、医药费，加上来回车脚，少说得十块钱。十块钱。够一家五口半个月的菜钱了。她低下头，把粥锅又搅了搅，粥已经煮得很稠了，冒着大大小小的泡，噗噗地响。

少年宋秉昭还在梦里挣扎。不过和他这辈子无关。

梦里他看见了一辆吉普车。是一辆老式的北京吉普，墨绿色的，车身溅满泥浆，雨刮器开到最大也刮不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雨太大了，不是下雨的那种雨，是天像漏了一样往下倒的那种雨。山路满是泥泞，雨水把路面泡得稀烂，车轮打滑，方向盘怎么打都不听使唤。车灯在雨幕里照出一片惨白的光，照着前方的什么都看不清。然后是一个急弯，弯道外侧是黑沉沉的山沟。车头冲出去的那一刹那，世界都翻了过来。

他看见那个男人——穿白大褂的男人，胸口口袋里别着两支钢笔，一支蓝黑墨水，一支红墨水。他已经看不清那张脸了，但他记得白大褂是凉的，听诊器是冰的。他记得那只手——骨节分明，指腹有茧，刮在皮肤上沙沙响，给他洗手的时候会把两只手腕都攥住，一只一只洗，连指缝里都不放过。那只手后来再也没有攥住他。

他看见那个女人——穿着白衣的女人，领口扎着一个蝴蝶结，白大褂总是洗得比别人的白。她值完夜班回来，会从包里掏出一个包子，用油纸包着，还热着。她说“吃吧，食堂多打的”。他后来才知道，那是她自己那份省下来的。她蹲下来帮他系鞋带的时候，身上有消毒水的味道，混着雪花膏的香气。她系鞋带系得很快，两根带子交叉一拉一抽，打出一个结，正正好好。

白大褂没有心跳。听诊器也冰冷着。走廊的灯是白色的，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声响，把一切都照得发白，照得地面上的水磨石纹路清清楚楚。

他看见殡仪馆门口有一个中年男人，男人蹲下来，和他平视。

那个男人已经有些白发，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深蓝色的大衣，肩上淋湿了一片，皮鞋上沾着黄泥，风尘仆仆，应该是赶了很远很远的路。男人的眼睛有些发红，但没有眼泪，只是红着。眼睛下面的眼袋很深，像是很久没能好好睡一觉。

男人说：“秉昭不怕，跟伯父走。”

那只手很大，很暖，骨节分明。和那个穿白大褂的人的手，一模一样。连温度都一样。

他看见小小的教师宿舍。北京，中国农大。一间屋，一张单人床，两张书桌，满墙都是书。地上堆着更多的书，摞得比他还高，有些书摞得不稳，歪歪斜斜地靠着墙。

暖气片到了后半夜就凉了，铁皮摸上去冰手，上面搭着几双洗过的袜子，已经干了，硬邦邦的。那个男人把唯一的厚被子给了他，自己盖一件灰色棉大衣。棉大衣是早年学校后勤发的，已经穿了多年，颜色已不再鲜艳，还有一处破了洞，白花花的棉花絮露在外面。

两个人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太挤了，只能侧着身。他的后背贴着那个男人的胸膛，能感觉到心跳，一下一下，很稳。被子太小，盖了这头露那头。他把被子往上拽了拽，那个男人的脚就露出来了，露在被角外面，穿着灰色袜子。他又把被子往下抻了抻，自己的肩膀又露了出来，被夜风吹得凉飕飕的。

他不记得那是哪一年了，只记得窗外的风吹得窗户纸呼嗒呼嗒地响，远处有火车的汽笛声，一声长一声短，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伯父，我怕。”

“怕什么？”

“怕你也走了。”

那只手从他的头发上滑下来，捂住了他的眼睛。手掌很厚，指腹有茧，覆盖着他的眼睑，手心的温度比他脸上的皮肤热一些。他被那只手捂得什么都看不见了，只听见那个男人的声音说：

“睡吧。”

画面切了。换成了另一个小男孩。

瘦得厉害，皮肤白得透亮，白得能看到太阳穴下面青色的血管。嘴唇像涂了一层桑葚汁，紫得发乌。蹲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看蚂蚁搬家，一看就是一整个下午。石榴树不高，枝丫乱糟糟地伸着，到了秋天结的果子又酸又涩，酸得人龇牙咧嘴，没人吃，烂在地上。灰喜鹊落下来啄那些烂果子，他也不撵，就那么蹲着，两只手搭在膝盖上，指头在地上画圈，画一些谁也看不懂的图案。

那是堂兄钱秉绍。比他大两岁。

他不怎么出门，因为心脏不好。先天性心脏病，不能跑不能跳，体育课从来不用上，课间操也不用做。他笑的时候会露出两颗虎牙，但很少笑。他有一件伯母织的蓝色毛衣，穿了好几年，袖口接了一截，颜色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