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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琴弦在说（第1页）

§第六琴弦在说……

美妙动人的六弦琴，你为什么这样沉静？静得连鸟儿都在屏息，树叶也不摇曳。是爱情不够甜蜜、还是生活的节奏太急？

“不！”第六琴弦说，“那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对党、对人民、对事业特有的情意。”

希望之火一经点燃

今年“七一”前夕，当有人要发展65岁的袁忠淮加入民主党派的时候，这位高级工程师、省政协委员却在共产党的党旗下庄严地举起了右手。

“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一位目睹了旧上海种种民族耻辱的知识分子，新中国的春风点燃了他的希望之火。他，心头的信念整整珍存了35年。35年里，他步履从容，坚如磐石。

1979年，曾与他一道参加国民党抗日义演的赵浩生从美国回国观光，约他在北京见面。昔日的情谊顿时涌上心头，他像小孩子一样兴致勃勃驱车前往。他知道，作为美国华裔教授、国家座上宾的赵浩生早已今非昔比。而自己却在“文革”中被禁锢了15年，俩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了。但他却毫不窘迫地走进赵浩生的房间。他们亲切地回忆着当年在川云贵等地演“草台戏”时的情景，诉说着此后各自的际遇和沧桑。

有人说，此时这位“文革”中的“臭老九”一定想了很多：羡慕、遗憾、出走……。可是，袁忠淮对这些一点儿都没想。真的，当初他的哥哥、他的乡邻以及好友赵浩生分赴国外的时候，这一切他都想过了。他认为，留下来，是治理祖国满目疮痍的最好渠道。有了这样的决心，其它一切都无需再多想。

那以后，抗美援朝、当翻译、搞建筑，他的每一滴汗水都洒在祖国的大地上，他那颗爱国之心曾何等快慰呀：“人生的道路各有不同，我就喜欢和祖国风雨同舟。”

有人不解地问他：“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受“文革”之害，未免……”

他却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席卷旧世界的风暴，“哪儿还不揉进点泥沙。”

“你打算今后……”

“浪费的时光不好再后悔、再弥补，今后我还会和以前一样。”

他常说：“发愁多了会长癌。”在那种精神癌症蔓延的日子里，他正是高举希望之火独辟蹊径，在心灵的瀚海里铺筑了一条洒满阳光的道路。

党了解他，正如他了解党一样。

1982年，组织派他只身赴美参加第二届国际地基冻结学术会议。他有三个侄子在美国搞科研，临行前他风趣地对组织说：“我溜了怎么办？”

“你呀，打也打不走。”

当年挂牌子、蹲牛棚……面对重重危难都滴泪未洒的袁忠淮，听了这种信任的话语，禁不住热泪盈眶。他的兄嫂专程从台赴美与他团聚，带他观看了那些他最感兴趣的豪华建筑和高级科研设施。哥哥说：“怎么样？还是出来吧，这里是搞事业的天地呀！”嫂子则关切地询问他在国内的生活状况，并仔细地察看了他的着装衣料。然后问道：“你哥哥业余打打高尔夫，你的娱乐是什么？”侄子们则指着各种高档家用电器让他挑选。亲人相见，没有人抱怨，更没有一句责难，可袁忠淮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临行，他只拿了一些技术资料和一台小型英文打字机。侄子逗他：“看样子，您一定是共产党了？”“我还不够格，”他诚恳地说道，“但我爱国。爱国，咱们总还一致吧！”亲人们都赞同地开怀大笑。

爱国，救国，治国，此外他还求什么？

“共产党并不欠我什么！”他常这样说。虽然他蒙冤十多年，相反，他却总觉得自己好像对不住谁似的。老伴和小孙子在无锡对他的亲切呼唤，老同事劝他离休安度晚年的贴心话语，统统被他放在脑后了。他只感到那些以往他无权过问的技术问题在向他挑战。他恳求组织：“三中全会给了我重新工作的机会，还是让我继续做技术工作，拿掉我的科研所长职务吧。”有情仙鹤不南飞，他要留在熟悉的冻土建筑战线上，尽一位工程师的天职。

“总想搞点新东西”

有人说建筑工业是一项美化伊甸园的事业。其实，在中国，或者目前的中国并非如此，我们的建筑业像一个背不动、扔不掉的包袱一样。作为非商品房，盖一栋、国家就赔进一栋。因此，西方经济不景气时首先上建筑；而我们则首先砍建筑。砍建筑，就像砍建筑工作者的心一样。机械费用高于人工费用所造成的保护落后、以及由于文化水平低而忽视应用科学等问题，带给袁忠淮的精神压力并不亚于建筑业这个包袱自身的重量。

可是，你想改革吗？改革就要涉及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繁琐体制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何况当时的袁忠淮又是一个“反动技术权威”。

然而，风浪只能掀翻那些颤抖的小船，袁忠淮可是一位谙熟水性的“老艄公”。

向下投放吧，那一斗斗沙、一车车石；往上垒砌吧，那一块块砖、一铲铲泥。日久天长，这些无不一层层压在袁忠淮的心头，几次从梦中惊醒。于是，像大庆铁人当初看到北京背煤气包的公共汽车时一样，袁忠怀的心里萌动着开拓者的希望和力量。他暗想：传统的槽型基础和秦砖汉瓦式的结构难道就不能改变吗？

种子说：有了春风，我就能发芽。

袁忠淮说：“好！我愿化为春风，去吹绿那片冻土！”

收工回到劳改棚，看管他的工人们自动向他围拢过来，聆听这位“犯人”讲解“爆扩短桩”的实施和改革。这是他在1964年提出的新设想，虽然已在大庆地区成功使用近两万桩，但他仍不满足。他再一次详细分析了爆扩方法的局限性后，肯定地说：“只有机械扩桩才是解决冻土地基浪费问题的根本出路。”

有人来揪斗他，看管他的工人则说：“不行，他是我们队的。”

批斗会上，工人问他：“是不是反革命？”

“是！”

“滚蛋！”

于是改批别人。

不是偏袒，更非不耐烦，而是工人舍不得扑灭他那股执意技术改革的烈火啊！工人们早就与他心照不宣，他们说，只有这样，才能让袁工得以喘息，才能让袁工坐下来专心思考技术改革的问题。

在他的启发下，青年工人王玉吉提出在钻头上安刀片，钻孔后使之自动散开，把桩基底部切削成蒜头型的机扩设想。袁忠淮听后兴奋得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王玉吉只有小学文化，袁忠淮就帮他绘图、选材、进行科学计算。技术改革的愿望把他和工人紧紧连结在一起。在那种“政治吃香、技术受难”的年代，他和工人们一起躲在工地的角落里试验，只有满天星斗对他们微笑。

不料，正在关键的时候，袁忠淮被调走了。离开工地怎么试验？工人们有些失望。没想到，他人虽然走了，心却还留在工地上，还和工人们在一起。他那一封封书信、一个个指点、一次次关怀，无不在已患肝癌的王玉吉心里激发起改革到底的信心和力量。前不久，当这项“ZK-3型步履式钻扩机”被作为全省专利通过技术鉴定的时候，要求冠名者蜂拥而上，袁忠淮却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相反，他千方百计地为患肝癌病故的工人王玉吉争得了第一名。

他的谦让精神令工人感动，令科技人员敬佩，虽然也有许多人不理解，但是他理解自己。他说：“改革，就是改革者的目的。”除了技术攻关项目之外，在他的脑海里再也找不到别的位置。

人们说，在大庆搞装配式房屋，他是头一个。当时也是困难重重，从材料、设备、模板，到预制场地，甚至开辟运输道路，都要他亲自奔波。日晒雨淋还好说，可他要和人打交道。既要劝说有关领导认识这项新工艺，又要争取那些视芝麻权力如大象的人多行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