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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羊娃的思考（第1页）

§放羊娃的思考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冰心《繁星》

“放羊娃”，你在想什么？

有人说，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你却说，在人的思维领域，习惯有时也会变成可贵的动力。

1983年6月，上海，本届联合国国际遗传学会的论文早已排满。突然，一篇关于TNT作业人员细胞染色体培养技术的文章从黑龙江寄来，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被破例接收了。

文章刚刚宣读，德国、瑞典、奥地利等国专家坐席上就爆发出一阵又一阵惊奇的赞许声。

接着，黑龙江华安机械厂就收到了有关专家的来函，希望该厂继续提供科研方便。不久，某工业部又为这一项目拨来一万元科研经费。

羡慕。多少自学者把一道道羡慕的目光投向杨永林。

可是，杨永林却摇了摇头。还不知足吗？别忘了你可是放羊娃出身啊！由目不识丁到医学检验师，到环保生物化学工程师，进而有了三十多篇学术论文，进而蜚声国际学术讲坛……

也有人想：拿到了文凭和职称不正是自学成才的标志吗？

“不！”这时的杨永林一边摇头，一边捧着刚出版的《新生儿黄疸》陷入了沉思……。突然，他孩子般的一口气跑到车间：“有了！既然蓝光照射可以治疗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对TNT中毒也一定会有明显的疗效！”

在他的心目中，成才必须有用，有用才算成才。如果学而无用，知识不能为人类造福，他早就另觅他途了。这，就是杨永林这个放羊娃的习惯思维。

一门心思

竹类植物用于利尿降压，是取其空腔形；爬藤类植物可以用来医治腰腿，也正因其形同经络；同样，核桃仁能医治脑部症候，因其太像人脑了。李时珍的形象用药法，说明古人早就看到了事物之间的某些联系。现代人呢？现代医学不仅重形，而且更重原理。正是为了给临床诊断和治疗找出最合理、最科学的理论根据，几十年来，杨永林走过了十分艰难的路程。

起步前，他还是一个孤独的放羊娃。猪舍旁那暖烘烘的草垛，庙堂供桌上那热腾腾的馒头，只有需要时他才想到它们。唯有村里那三间草屋的校舍，总是吸引着他那饥渴的目光。多少次，他赶着羊群在那里偷听老师讲课，他的头也曾被人狠狠地摁在墙壁上。看着校长那凶狠的眼神，他拎着牧羊鞭一步一步向后面退去，可是心里却在说“我也要学习！”……请不要小看这弱小的身影、这低微的心音吧，父母虽然没有给他留下衣食，却留给他一颗善良的心和一股坚韧的自信力。这颗心里的世界永远充满希望，而自信力不正是实现这希望的保障吗！终于，知识的大门被他叩响了，直到这大门向征服者彻底敞开。

人们往往都习惯用数字来计算学术著作的多少，而杨永林的医学著述却是用公斤来计量的。望着那足有十几公斤重的文稿，我愕然了。他究竟写了多少字？又是怎样写出来的？只听说有三十多篇已经在一些医学年会和刊物上发表，而绝大多数至今还没来得及整理，何况他更没有非得发表不可的愿望。为什么不发表？

“我并不是为了发表它们才写的。”

只是在1958年，经人提议，他才拿出了《血清糖蛋白电泳分析》等四五篇论文，有的当时就获得了“医学技术革新奖”。

可是，他并没有忘记十年前投考部队那天的情景，那时他却只会唱三支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不错！小鬼，那么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几？”

“等于四！”话刚出口，他就哭了起来。他知道说错了，他没有学过算术呀。可他却是饿着肚子扒火车老远赶来投考的，考不上怎么办？

还好，他被部队入取了。

十二岁的杨永林入伍时只能当个卫生员，洗洗绷带，涮涮药瓶……眼看着到部队里来工作的日本小林医生把一粒粒子弹从战士的血肉里取出来，一个个伤病员康复后重返前线，他多想有一天自己也能像小林医生那样……如果他能有小林医生的本事，他的爸爸、妈妈也许现在还能活着。可是，可是……他一定要做小林医生那样的人！于是，别人都在那里扫盲学文化，他却丢开笔记本，跑到小林医生身边看操作。政委剋他、罚他，他还敢犟嘴：“我也要学医……”

“学医也要先识字。”

似乎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边干边学，从东北野战军战场一直学到北京友谊医院。从他刚能看懂一张“反细菌战”传单，一直看到日本生岛隆治的《遗传细胞学的进步遗传》、美国的《光生物学》、英国的《光与生命》，以及其它一些法文版和俄文版的医学著作。此外，他还学习了世界语。哦，光是这么多种外语也够一般人学一阵子的了，何况还有那么多医学著述，还有他每年订阅的十几种报刊！

那么他一定有一个可观的书房了。可是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书房兼卧室竟是一个抬不起头、伸不直腿的小“阁楼”。而这间“阁楼”就搭在他家厨房的锅台上边，每当他爬上“阁楼”就得马上撤掉梯子，否则厨房的通道就被堵塞了。他那六口之家只有12平方米住室呀。在这间“阁楼”上，急用的书被他铺在身下，刚写完的笔记、论文他只能枕在头下，其它的书都只好和劈柴、煤炭一起堆放在小仓房里。“阁楼”下面的饭锅烧开了，他也只能在“阁楼”的蒸汽浴中学习，而这一学就是十六年。十六年后，大名鼎鼎的华安机械厂职工医院的杨副院长，人们却不知道他住何处，要找他，得打听老赵家，因为他爱人姓赵。由于业余时间他总是独居“阁楼”，足不出户，而且房门还常常锁着，知情的人只好到后窗户去喊。妻子有时跟他赌气，明明自己闲着，也要喊他下来扫地。他就一手翻着书，一手拿着笤帚东扫一下、西扫一下，气得妻子再也不用他。不用，可并不完全是生气，也含有多少体贴呀！有一次杨永林出差了，妻子赶紧找木料，请人帮着搬家打家具。说起这个，杨永林眼里含着感激的泪水，就像当年感激连长收他入伍、感激小林医生教他学化验一样，他感谢妻子独挑重担。只有一次，这对和睦夫妻吵翻了，而且妻子还找到了厂党委书记狠狠告了他一状，他那经过十几天才总结出来的三张化学反应方程式也被烧掉了，虽然妻子并不是有意烧的。但是，那一次妻子也确实被气坏了，因为杨永林只忙着搞医学研究，眼看着大女儿当知青下乡十几年回不来、儿子毕业分配不理想、妻子二十多年没涨工资也不吭一声……积怨成怒，能怪妻子吗？

如今虽然搬进了宽敞的住宅，可是那间“阁楼”仍旧温暖着他的心。他的学业主要是在那里完成的。在那里，他重温了热带病专家钟惠兰教授、血液病专家李天璜教授的著作。1960年，他进北京友谊医院实习时还没来得及弄懂。后来，钟教授带他去郊外采样，蓝天下给他讲细胞和人；李教授教他提取凝血酶，灯光下帮他补写听课笔记……那景、那情，多少次涌进他的“阁楼”。“阁楼”就是他的课堂，他再也不用赶着羊群、扒窗户偷听小学讲课了。

1969年，他满怀“阁楼”里的温暖，带着当年在北京几位教授那里学到的知识，奔赴毛里塔尼亚进行医疗援非。

人们说他长了一双医学慧眼，即擅长透视，又精于扫描，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敏锐地捕捉到医学难题。

这话不假。那年，毛里塔尼亚腹泻流行。一张张痛苦的面孔、一个个衰竭的孩子、一具具发臭的尸体……目睹这一惨状的外国医生早已有之，可是这种传染性腹泻却依旧年年发生。中国医疗队来了。身为医学检验师的杨永林越过漫天黄沙，来到临近马里边界的重灾区内马。他一眼就看到了那悬挂在木杆上的干牛肉：日晒雨淋，蚊虫叮咬，在当地却还被当作主食……警觉告诉他：这，恐怕就是传染源。

于是他立即走家串户，访问了近千名患者，采集了几百个标本。其他国家的医生采完样都乘坐飞机回“营”了，只有他还坐在荒野里检验。

突然，他笑了。1970年，杨永林代表中国医疗队，第一个把关于兰氏贾滴虫腹泻的调查报告交给毛里塔尼亚卫生部……

由此，这一凶猛的流行病终于止住了。该国政府设宴感谢中国，频频举起的酒杯里充满了兄弟般的美好情谊，更充满了杨永林的智慧和执着。可是此时的杨永林却面容严峻，因为他深知非洲地区缺医少药，各种热带病流行，医疗援非不能就此止步。于是，一个新的医疗计划又在他心里诞生了。

他找来了两位当地医学研究生，找出了当年花12块钱买下的《秦氏细菌学》，找出了钟惠兰、李天璜教授的著述……。1972年回国时，他向中国卫生部递交了《非洲地区睡眠病的调查报告》、《非洲地区血液RH因子的分布》等三篇珍贵的医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