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儿童文学理论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自然也有那个时代的局限,譬如认为“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有力工具”,从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方向性”和儿童文学作家的时代使命感,导向实践中的儿童文学片面追求教育性而忽视文学性,这是那个时代的误区,并不是先生个人的错误。尤其在经历了新时期以来否定“教育工具论”、儿童文学过分娱乐化、一味迎合儿童心理、追求无意义无意思的所谓“回归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试验以后,我们更加感到,“方向性”必须成为儿童文学最重要的特征,儿童文学对儿童读者必须有正确的引导,必须坚持正面引导,必须提供正能量,激发向上力。这可以说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
四
先生儿童文学理论的重要内容,是他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观。今天人们了解到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先生在一系列史学著作中主持讲述的历史,主要有《中国儿童文学讲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儿童文学史》《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儿童文学史论》等,这一系列著作在当时都是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学术著作,先生的儿童文学史观客观、全面、辩证、发展地描述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主潮,是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研究最有权威性的主流观点,代表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研究的方向和水平。
先生认为,在中国,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儿童文学是20世纪初的产物,但它不是在某个良辰吉日突然从天而降,而是在数千年灿烂的中国文化的孕育下,在继承并发扬中国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走过了从自发到自觉的漫长道路。
先生认为,中国儿童文学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来,是人的现代化、语言的现代化、儿童观的进步、普及教育的驱动、外国儿童文学的影响等诸多社会、文化、历史因素的深刻影响,具有源远流长但发展缓慢、起步晚但起点高、一贯注重教化,又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发展特色,对照《大英百科全书·儿童文学》关于儿童文学发展水平的建议“十大指标”,中国儿童文学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有显著的发展和深刻的教训,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提供了成功经验,预留了极大空间,描绘了美好蓝图。
先生为中国儿童文学而生,先生参与、组织、引导、见证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在先生的身上就有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高度缩影,很难想象,没有先生参与建设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史论研究,特别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与研究的现状一定是另外一番景象。
先生对儿童文学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培养一代又一代儿童文学队伍。从1952年在金华师范学校开设儿童文学课,1979年在浙江师范学院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1983年创办全国幼师普师儿童文学进修班,1994年退休创办“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并义务免费招收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至今,先生把毕生精力都放到儿童文学教学、研究和阅读推广上,桃李满天下,五世同堂。他的儿童文学研究生们已经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与建设的重要力量,受他培养指导帮助的儿童文学教师在各单位都已经成为儿童文学教学的中坚力量,众多儿童文学爱好者(如谢华、汤汤等)在他的引导下走上儿童文学创作之路,这是业界有目共睹、心悦诚服的,大家都尊敬地称呼先生为“祖师爷”,这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幸运。“蒋风的历史,就像一部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史。”
五
先生非常重视中国儿童文学的对外交流,可以说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出去”第一人,对中国儿童文学走向并融入世界、世界关注并接纳中国儿童文学做出了突出贡献,可惜这方面的意义还没有得到应该有的重视。十年前,先生获得第六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2003年10月19日揭晓),又恰逢先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研究60周年,在接受《浙江师大校报》记者约稿时,先生回顾与儿童文学的不解之缘,总结60年儿童文学教学研究,先生自己非常看重“对中外儿童文学交流的开拓”。先生认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中外交流,有交流才能进步,有交流才有发展。近20多年来,我致力于儿童文学的中外文化交流,可谓不遗余力。”
早在1987年,先生成为国际儿童文学学会的第一位中国籍会员,以后又陆续担任亚洲儿童文学研究会共同会长、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顾问、国际格林奖评委等重要的国际儿童文学学术组织的重要职务。1986年应IBBY(国际儿童读物联盟)邀请参加第20届IBBY东京大会,首开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国际交流之旅,至今的30年间,先生几乎每年都出访交流讲学,先后多次在韩国、日本、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法国、德国、英国、丹麦、芬兰等国的国际儿童文学学术会议,都因为经费等问题未能成行,但先生都提供了书面论文供大会交流),以及在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宣传中国儿童文学,宣讲儿童文学主张,推介中国作家作品,培养儿童文学新人,从先生演讲的题目就可见一斑:
1986年,应日本儿童文学学会邀请参加儿童文学恳谈会,做《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主题演讲。
1988年,应新加坡歌德学院和新加坡作家协会联合邀请,出席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做《中国儿童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的主旨发言。
1990年,应日本国际儿童文学馆邀请出席大阪中日儿童文学交流会,做《1919—1959年在“光荣的荆棘路上”跋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40年的足迹》基调报告。
1991年,应新加坡国立大学邀请参加“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做《40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专题报告;应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邀请,做《谈谈儿童文学》专题报告。
1993年,应邀参加格林颁奖纪念演讲会做《为了孩子,为了未来》的主题演讲;应邀到日本国际儿童文学馆担任专家级客座研究员作为期半年的儿童文学研究,做《中国近年来童话创作的创新与突破》等多场介绍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现状和态势的学术报告;应韩国儿童文学学会、韩国檀国大学等单位邀请参加首届中韩儿童文学研讨会,做《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的专题报告。
1994年,应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单位邀请访学,做《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演讲;应海峡儿童文学研究会邀请赴台交流,做《情·象·境·神——从中国诗艺美学传统看海峡两岸儿童诗》主题发言。应芬兰儿童文学学会邀请出席芬兰著名童话作家“托芙·杨松作品研讨会”,提交书面论文《在中国小读者眼中的杨松》。
1995年,再次应香港大学邀请讲学,做《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的学术报告;出席上海承办的第三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做《激动人心的期待——经济腾飞给中国儿童文学带来什么?》报告。
1996年,在南京召开的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做《走向21世纪的香港儿童文学》重点发言。
1997年,在韩国首尔参加世界儿童文学大会暨第四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做《东西方文化撞击下的中国儿童文学》报告,并应韩国《童话与诗》杂志社之约,做《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演讲。
1998年,应英国加的夫大学邀请参加“卡洛尔现象研讨会”,做《幻想的伟大胜利》大会发言。
2001年,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讲学,开设“中西儿童文学之比较”课程讲座。
2002—2003年,两次应邀到马来西亚做巡回讲学,并在大连举办的第六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上,做《从口水吐向安徒生到哈利·波特热》发言。
2006年,先生应邀出席在韩国首尔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儿童文学大会暨第八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被授予“儿童文学理论贡献奖”,颁奖词这样评价:“蒋风先生是代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学术界的学者,曾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已出版了《儿童文学概论》(1982)、《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1987)、《世界儿童文学事典》(1992)、《幼儿文学概论》(2005)等,把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其贡献获得亚洲儿童文学界之具体肯定,特此给予理论贡献奖。”先生成为中国文学界至今仍然唯一的获奖者。
2011年,先生对于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突出贡献,更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界的高度肯定,获得国际格林奖。国际格林奖和国际安徒生奖被誉为儿童文学两大世界性最高奖项。与国际安徒生奖着重鼓励儿童文学作家与画家不同,国际格林奖更注重对那些在儿童文学理论与普及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进行奖励。国际格林奖始于1987年,每两年评选一次,24年来只有12人获此殊荣。第十届、十一届国际格林奖评选中,先生曾两次获提名,此前12位获奖得主分别来自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先生依然是中国获得国际格林奖的第一人。
先生始终致力于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的努力,终于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儿童文学“取同一步调”,蒋风无疑是中外儿童文学交流的开拓者、建设者和见证者。
六
回想追随先生30年的每一天,追思发生在先生身边的每一件,细读先生著作的每一个字,深刻地感悟到应该有一种叫作“蒋风精神”的力量存在,这是我一生前行的动力,也应该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界的“一种精神”,成为世界儿童文学了解中国儿童文学的“一种精神”,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宝贵财富的“一种精神”。“蒋风精神”究竟是什么?我倡议儿童文学界可以开展广泛自由的讨论,首先讨论有没有这样一种精神的“力量与财富”,再讨论“蒋风精神”的内涵和意义。作为先生的学生,自愿抛砖引玉,谈谈自己的感受。
蒋风精神是先生一辈子致力于中国儿童文学建设与发展的人生历练中形成的具有蒋风性格、蒋风气质、蒋风特色而又代表了中国儿童文学工作者最可宝贵、最可珍惜、最可弘扬的一种精神动力和业界典范。可以从以下五组辩证关系中窥探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