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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 淮南子一史记一论衡 浪漫主义一现实主义历史的哲理思考（第3页）

他希望为政者识大体，“举网以纲，千目皆张；振裘持领，万毛自整；治大国者，亦当如此。”同时指出人才的历史作用：“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群书治要》）。“尧能则天者，贵其能臣舜、禹二圣”（《新论·辨惑》）。

被章太炎称之为“汉代一人”的王充，所著的《论衡》，是一部称得上为哲学著作的煌煌大作。他看到当时流行的俄纬神学和庸俗经学遗患不浅，全是一派“虚妄之言”，决心“疾虚妄”、反传统，以至《问孔》、《刺孟》，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异端邪说”式的经典，被卫道士们骂成“千古罪人”。但它纵然一度被禁，却流播千载，为后人提供了反传统的有力武器。所以，太炎先生称王充为“汉代一人”，绝不为过。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留有光辉的一页。他的思想体系，对天人关系等问题逼近于唯物主义的论证，在自然史观——人类史观上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本来，自然史观中，亦包含有唯物史观的因素，当然也可以向别的史观演化。其发展方向本也是多元的。我们说过，人类历史的每个片断均是全息摄影，唯物史观并不是一天之内产生出来的，它得有个萌芽、发展、成熟的过程。不到一定时候，它是不会被确立下来或被“发现”的。

被今人誉为战斗的无神论者、早期唯物主义思想家的王充，在历史观上也还是有他的贡献的。虽然很多人论证过，在自然观上，朴素的唯物论是站得住的，而在历史观上，往往很难把唯物论贯彻到底。也就是说，下半截身子是站立在唯物沦的土壤上，上半截身子就在云里雾里了。所以，王充的历史观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他是把“天道自然”的观点应用到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认为治乱、兴废、盛衰，都是客观的必然趋势：

王命之当兴也，犹春气之当为夏也；其当亡也，犹秋气之当为冬也。（《论衡·异虚》）

夫朝之当亡，犹人当死……人死命终，死不复生，亡不复存。（《论衡·异虚》）

他的确着到，社会的治乱是不以圣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可是，决定兴亡、盛衰、治乱的又是什么呢？在这点上，他作了很多努力，也猜测到了物质生活对政治的制约关系，但却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国之存亡，在期之长短，不在于政之得失。（《论衡·异虚》）

昌必有衰，兴必有废，兴昌非德所能成，然则衰废非德所能败也；昌衰、兴废，皆天时也。（（治期》）

人皆知富饶居安乐者命禄厚，而不知国安治化行者历数吉也。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当衰乱，圣贤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治期》）

如果把“时”、“数”、“历”等当做客观规律来看，王充这些见解还是发人深省的。但王充却由此陷人到了“命定”论中。

纵然如此，他仍排斥了儒家所神化了的、受命于天的所谓圣人、王者、名世者——这对于伦理史观的正宗来说仍是“异端”。

他对三纲五常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提出夭地一体，则打掉了“天尊地卑”的封建秩序的理论基础，并提出了他的伦理观点：

让起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寒，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治期））

他没有否定礼义之心，却认为这不是以纲常秩序为准则的道德所决定的，而是由贫富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他承认了个人的切身利益是道德的基础。自然，这一伦理观与历史观是紧密相连的——他看到了社会的物质生活状况对历史的作用：

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盗贼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田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传曰：“仓凛实，民知礼义；衣食足，民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乎义重，平安之基立矣。（《治期》）

人民物质生活的多寡，则决定了社会的治乱与发展——这一见地，还是深刻的。由此，他批驳了孔子的“去食存信”论，指出：“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问孔））

由食与信，进而论德与刑：“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且足者也。”（（非韩））

在王充的历史观里，是肯定发展，肯定进步的，他指斥了儒家“高古下今”、“尊古卑今”、“褒古贬今”、“贵所闻而贱所见”及“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汉兴以来，未有太平”等一系列谬论，说“夫太平以治定为效，百姓以安乐为符”，“汉盛于周”，其理由如下：

周时仅治五千里内，汉氏廓土收荒服之外。……古之戌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跌跄，今履高禺。以盘石为沃田，以莱暴为良民，夷坎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非太平而何？（《宣汉》）

他认为汉“在百代之上”，文化繁荣，继承了百世的丰富遗产；由于民族融合，“四海为一，天下安宁”：

汉何以不如周？独谓周多圣人，治致太平？濡者称圣泰隆，使圣卓而无迹；称治亦泰盛，使太平绝无续也！（（宣汉））

然而，由于自然史观的影响，在历史进化上，他仍没跳出循环论：

夫上世治者，圣人也；下世治者，亦圣人也。圣人之德，前后不殊，则其治世，古今不异。

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变易，气不更改。……帝王治世，百代同道。（《齐世》）

文质之复，三教之重，正朔相缘，损益相因，圣贤所共知也。……以今而见古，从此而知来。千岁之前，万世之后，无以异也。（《实知》）

这又与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殊途同归了。

从司马迁到王充，到头来也没脱得出“三统循环”、“文质交替”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这里揭示出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致命弱点——这就是在他们的历史观里，是不可能将唯物主义贯彻到底的，他们的史观不可能、也不曾上升到唯物史观的高度。

但是，我们也无权超越过他们的时代局限，以非历史主义的观点来横加指责，妄断是非。也正是因为司马迁、王充等人的有力批判，西汉以来儒家的正宗地位、伦理史观，虽在表面上仍有其统治地位，可在实质上已根本动摇。所以，到了魏晋时代，玄学盛行，播康等能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使前期儒家几欲全军覆灭，人格本体论占了上风，开创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