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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 淮南子一史记一论衡 浪漫主义一现实主义历史的哲理思考（第2页）

也正是那个老同他唱对台戏的班固，颇有眼力地揭示出了其历史观的要点：

其（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逆货殖则崇势利而羞戏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

是“蔽”呢，还是明呢？我们说，班固所指之“蔽”，正是司马迁过人之“明”！正是他“‘是非颇缪于圣人”，才使《史记》有着异乎寻常的光辉历史价值。

在《史记·自序》中，司马迁说：

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

但不可把他的宣言“维三代之礼”看得太认真了。在那个“独尊儒术”的时代，不作这样的宣言是不行的，但要看整部《史记》的思想倾向。

首先，司马迁极为严谨地把附会至人类史上的“神意”清除出去。他没把庄子、屈子、淮南子等书中的神话列人《史记》，连升天铸鼎的黄帝也还原为人了，直书“黄帝死，葬桥山”。他记录的历史只是人的活动，他进一步否定了“天命”及因果报应。在《项羽本纪》中，引了项羽说的“天亡我”之后，指出，项羽“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在《秦始皇本纪》中，对“五德终始”论还予以了斥贵。在记述了秦自认“水德”之后，便议论道：“（秦）刚毅决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所以才导致二世而亡。

他一方面接受“三统之说”的影响，没能跳出历史循环论的影响，在《高祖本纪》中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以敝，小人以像，故救塞莫若以忠。三王之德若循环，周而复始。”但是，从整部（史记）来看，司马迁并未全盘加以接受“三统之变”，《史记》中不曾反映或完整反映“三统”与“四法”交错到十二世完成一次历史大循环之说。例如，一般‘三统说”，把秦排斥在统的序列之外，司马迁则对此加以了驳斥：

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六国年表·序》）

所以，司马迁是有其历史主义的观念的，对历史的演变、人事的成毁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决不去套“五德终始”及“三统之变”的“圣人”之论，这样，他便较一般史学家更能探索到历史现象产生的种种原因及一定的规律，有不少真知灼见。其“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天人之际，承敝通变。”“观其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于是谨其终始，表其文。”等等，均是这种从历史条件出发考察人事的历史主义观点。所以，他在《十二诸侯年表》中讥嘲儒家的观点：“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词，不务综其终始。”

由于他这种史学态度，在《史记》中，便初步探讨了人们的政治地位与经济的关系，思想行为与物质利益的关系，从而把物质生产的历史当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史。他在《货殖列传》中，关于物质生产的问题有着天才的论述：

待农而食之，虞（矿）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乎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那。

所以，司马迁认为，“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宝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他把一个专搞生产的白圭，与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平列，说：“吾（白圭）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鞍行法是也。”

（货殖列传）作为《史记》压轴之作，可见司马迁对经济生活影响历史进程的作用是很为重视的，并试图从中找出规律，立起史识。他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当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吵论，终不能化。”

他进一步洞察到由于生产关系而产生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经济条件就这么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并作出了道德评价：“本富（劳动致富）为上，末富（经商）次之，奸富最下。”“鄙人有言曰：‘何知知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游侠列传））

司马迁大胆地揭露出当时社会的矛盾，指出法律是一种治人的工具，并非理性的产物。甚至让酷吏自己宣称：“三尺（法律）安出哉？前主所事，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尤其在揭露汉儒叔孙通定礼的故事中，更骂得淋漓尽致。神圣的法律不过是巧取豪夺罢了。

由此，他进一步暴露了汉代“内法外儒”的道德实质，一种是“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态欲自快”，这是有权有势的人的道德，另一种是老百姓的道德，“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耶？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虽时扦当世之文周，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游侠列传》）。

从上述道德与法的观点出发，他挣开了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敢于歌颂农民起义，他说：“莱封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自序》）把陈涉起义与汤武圣王开创商周二代等量齐观。他还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客观地写上：“初作难，发于陈涉；疟决灭秦，由项氏；平定海内，率践帝柞，成于汉家。”

在考察“古今之变”时，司马迁有时侧重于形势与兵力，有时侧重于人心向背与人谋得失，并且常把这些与经济原因联系起来。如叙述商鞍变法，“秦人富强”；“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等等。

总而言之，司马迁的《史记》中，包含有极为深邃、博大的历史思想，这里几笔带过，是很不够的。现实主义的力量，使得他的历史观远比其宣言要进步得多，其“成一家之言”的表白，也正证明他并不甘心于当一名平平常常的历史学家。由于历史与时代的限制，他不可能越出历史循环论及英雄史观的局限，其认为“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平淮书》）的观念，贯穿全书，固然有辩证法的因素，但仍是离不了“大数”，讲循环，讲周而复始，但他还是看到了“变”，看到了历史的进步，不落人儒者的历史倒退论中，这在他来说，已很不容易了。他毕竟被统治者视为异端，则可见他在史学上有远见卓识，有“乱国政”，否则，他就不会要将《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以求得后世的赏识。

在他稍后的班固著的（汉书），则完全以汉代的封建正统思想为准，“旁贯《五经》、上下洽通”、“纬《六经》，缀道纲”，大谈阴阳灾异、天人感应，在史观上没有什么创见，其价值就远不如（史记）了。

在史观上与司马迁相衔接的，还得说说扬雄和桓谭，而后才能到王充。

扬雄模糊地感觉到历史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可寻，所以提出了“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的重大命题。“天”便是客观的历史趋势，人，即人为。“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嫩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负，天易故焉！”（《法言·重黎》）所以，项羽说“天亡我”是没道理的。

扬雄认为朝代的兴亡、更替，在于“时激、地保、人事”三个原因。时激，则指斗争的形势，“始皇方斧，将相方刀；六国方木，将相方圆，激也”（《法言·重黎》）。地保，则指地理环境。人事，便是政治了，“孝公以下，强兵力农，以蚕食六国，事也”。

所以，“圣人之法”，也有盛衰变化，不可古今一律，须革新鼎故，“以往圣之法治将来，譬犹胶柱而调瑟”（《法言·先知》）。

他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软！”（《法言·修身》）这仍落人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之中。所以，治国还离不了孟子的所谓“王道”与“仁政”之说。

王充说：“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扬子云，河汉也；其余径谓。”他对扬雄的评价是颇高的。

而后还有桓谭，这位被汉武帝斥之为“非圣无法”者，王充则大为推祟：“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论衡·超奇》）。

可惜，桓谭的《新论》，而今只剩得片言只语了。他的历史观，也只能归纳几点。

他主情“弗治治之”的政治，“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霸用权智”。这与老子的观点差不多。他总结了秦二世而亡的教训：“秦始皇见周室之失统，丧权于诸侯，自以当保有九州。见万民碌碌，犹群羊聚猪，皆可以竿而驱之，……故遂以败也”（《新论·五霸》），猛烈抨击王莽的严刑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