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是第三天出保温箱的。护士把她抱出来的时候,她正在哭,脸皱成一团,拳头攥得紧紧的,像在跟这个世界较劲。陆砚把她接过来,托在臂弯里,很轻,轻得像一捆柴。他低头看着她。她不哭了,睁开了眼睛,黑亮的,像两颗刚洗过的葡萄。
“你跟你娘长得一模一样。”陆砚说。
她当然听不懂,打了个哈欠,又闭上了眼睛。陆砚办完出院手续,把孩子的包袱挎在肩上,另一只手抱着她,走出了医院。他没有去车站。他往南走了。走过县城的街道,走过城外的庄稼地,走上那条阿禾没有走完的路。孩子在他怀里睡着了,呼吸细细的,暖暖的,扑在他胸口上。他走得不快,怕颠着她。走一段,歇一会儿。饿了,坐在路边给她喂奶粉。奶瓶是在县城买的,奶粉也是在县城买的。他不大会冲奶,水温不是烫了就是凉了。烫了,把奶瓶搁在凉水里泡着;凉了,塞进怀里捂着。孩子不挑,该吃吃,该睡睡。
走到第二天,他到了。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树下坐着几个老人。有人认出了他,站起来,想说什么,张了张嘴,没说出话。他们看见了他怀里的孩子,又看了看他,目光里什么东西都有。陆砚没停,抱着孩子走进了村子。他走过那扇关着的院门,没有推开,直接上了后山。
山坡上四座坟,一字排开。阿禾那座是新土,还没长草。陆砚在坟前坐下来,把孩子放在腿上。孩子醒了,动了动手脚,又不动了。
“阿禾,我把孩子带来了。”
风吹过来,坟头的土面动了一下,像有人轻轻拍了拍。陆砚坐在那里,坐了很久。太阳从东边移到西边,影子从短变长。孩子在他腿上睡着了,小嘴微微张着,呼吸细细的。他把手放在她背上,轻轻拍着。
“我要留下来。”他说,“不走了。我哪儿也不去了。”
他看着那四座坟,看了很久,把阿禾爹娘的那两座坟和陆念的那座坟,一个一个地看过去。
“我跟你们一起守着她。”
他把孩子抱起来,站起来,走下山坡。他没有回头,他不需要回头了,他再也不走了。
陆砚回到北方处理那些事,花了一个多月。
他先去了场部。场部的领导坐在办公桌后面,听他说完了,沉默了一会儿。
“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你是技术骨干,工资也涨了,家庭农场也办起来了。你走了,这些都没了。”
“我知道。”
领导没有再劝,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放在桌上。“写个辞职申请吧。”
陆砚拿起笔,在纸上写了几行字。他写得很慢,每个字都写得很认真。
领导看了看,叹了口气。“行吧。户口你要是想迁,我帮你问问。”
“不迁了。”陆砚说。户口迁不过来,他知道。她当年就是迁不过去,在北方当了那么多年的“黑户”。他把户口留在绥滨也无所谓了。
房子卖了。三间砖瓦房,他亲手盖的,一砖一瓦都是他垒的。买主是场里的一个工友,看了房子,说好,问多少钱。陆砚说了个数,工友没还价,当场点了钱。
他站在院子里,最后看了一眼。鸡圈空了,菜园子荒了,墙上的奖状还在,红彤彤的,印戳还是红的。他没有进去撕,就那么站着看了一会儿。然后把阿禾的东西收拾好——几件衣服,一双鞋,她没用完的那卷线,她纳了一半的鞋底。他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包袱里,挎在肩上,锁了门,走了。
回到南方,陆砚在村里租了一块地。不大,两亩。够种粮食,够种菜,够他和孩子吃。他用卖房子的钱在村口租了一间屋子,开了个小卖部。屋子不大,以前是生产队的仓库,空了几年了,墙皮掉了,屋顶漏了。他修了修,把墙刷白了,屋顶换了新瓦,门口摆了一个旧木柜,柜子上放着烟、酒、糖、火柴、肥皂。柜子旁边靠着一块木板,木板上用毛笔写着“小卖部”三个字。
村里人开始来买东西。有人买盐,有人买火柴,有人打酱油。陆砚把东西递过去,收了钱,找零,不说话。人家问他什么,他答什么,不多一个字。村里人知道他是阿禾的男人,知道他抱着骨灰盒走了几十公里路回来的,知道他辞了北方的工作,卖了北方的房子,留下来不走了。没有人问他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他该这么做。
日子慢下来了。
陆砚每天早上起来,先烧水,给孩子冲奶粉。孩子吃了奶,他把她背在背上,去地里干活。两亩地,种了玉米,种了白菜,种了萝卜。他在地里弯腰拔草的时候,孩子在他背上睡着。他直起腰来,看着远处那些山,想起了北方。北方没有山,地平线是平的,一眼望不到头。他刚去的时候不习惯,觉得太开了,心里空落落的。阿禾也不习惯,她说北方太干了,风沙大,脸上总是裂口子。她没有抱怨过,她只是说。
中午回家,他给孩子喂米糊,自己下碗面。吃完了,把碗洗了,把地扫了。下午去小卖部看店。店里生意不多,一天来不了几个人。他坐在柜台后面,没事干的时候就把阿禾的东西拿出来,叠一叠,理一理。那件暗红色的棉袄,他叠好了,又打开,又叠好。那卷线,阿禾没用完的,他拿在手里看了很久,不知道能干什么,又放回去了。那枚哨子,子弹壳磨的,他放在柜台上,来人了就揣进兜里,没人了又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