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禾从云汀出来的时候,身上只剩下不到十块钱。
她把那卷地图和那封信贴身放着,把写着“绥滨”的纸条又拿出来看了好几遍,看一遍确认一遍,确认完了再揣回去。她不知道绥滨在哪儿,但她知道方向——往北。一直往北。陆砚走过的路,她也要走一遍。
从云汀到镇上,三十里路。她走了大半天。到了镇上,她没有去找那个小卖部的年轻人,直接去了邮政所。柜台后面还是那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她上次来问过建三江,这回又问绥滨。
“绥滨?”中年男人把眼镜往上推了推,“那是黑龙江边上的一个县,挺远的。你先到佳木斯,再换车往东北走。”
阿禾把这句话记在心里,用仅剩的钱买了一张到佳木斯的火车票。钱不够,只能买到站票。她无所谓,站就站。这四年她站过无数次了。
火车是半夜的。她在候车室里等到半夜,上了车,靠着车厢连接处的车门,把包袱枕在脑袋底下,缩在那件旧军大衣里,听着车轮咣当咣当的声音,一夜没合眼。不是不想睡,是太冷了。北方的秋天,夜里已经能冻死人。车厢连接处的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地割在她身上。她把手缩进袖子里,把领口拢了拢,缩成一团。冷。冷得她骨头缝里都在疼。但她没有动。她不敢动——一动就更冷了。
火车走了一天一夜。到了佳木斯,她又换汽车。汽车站在城东,她走了好远才找到,买了去绥滨的票。售票员说:“到绥滨要八个小时,路不好走,你坐得住吗?”阿禾说坐得住。她什么路都坐得住。
车开了。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田野,从田野变成荒地,从荒地变成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天很高,很蓝,蓝得发黑,云很少,风很大,吹得芦苇一波一波地翻滚,像一片白色的海。阿禾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色。她从小在南方的山里长大,看惯了青山绿水,看惯了稻田和竹林。她不知道北方有这样的地方——天大地大,什么都没有,只有风,只有芦苇,只有一条土路歪歪扭扭地伸向看不见的远方。
她想起了陆砚。他在这里待了五年。他每天早上起来,看见的就是这样的天,这样的地,这样的风。他在这样的地方等她。她的鼻子一酸,但没有哭。她已经不太会哭了。
车走了大概四个多小时的时候,阿禾开始觉得不对劲。
先是觉得冷。不是外面那种冷,是从骨头里面往外冒的冷,像有人在她身体里塞了一块冰,那块冰在慢慢地化,冷气顺着血管往全身扩散。她缩了缩肩膀,把军大衣裹紧,没用。还是冷。
然后是头疼。不是一般的头疼,是那种整个脑袋像要裂开一样的疼,太阳穴突突地跳,跳得她眼前一阵一阵地发黑。她闭上了眼睛,用手按住太阳穴,使劲地按,想把那股疼按下去。按不住。
再后来是恶心。胃里翻江倒海地搅,早上吃的那半个馒头在嗓子眼里顶了好几次,她硬咽了回去。她不想吐在车上——车上还有别人,太脏了,她不想给人添麻烦。
她想忍过去。她这辈子什么都能忍。疼能忍,饿能忍,冷能忍,累能忍,被人骂能忍,被人打能忍,被人按在地上欺负了也能忍。她忍了四年了。这一次,她以为也能忍过去。
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一下,有人上车有人下车,阿禾迷迷糊糊的,只觉得车停了又开了,开了又停了。她的意识开始模糊,像有一层雾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把她裹住了。她听不清车里的人在说什么,看不太清窗外的风景,只觉得一切都在晃,车在晃,地在晃,天在晃。她想抓住什么——扶手,座椅靠背,什么都行。她的手伸出去,抓了一个空。
然后她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车上被抬下来的。不知道是谁把她送到了医院。不知道自己在路上昏迷了多久。她什么都不知道。
她醒来的时候,看见的是白色的天花板。
白色的。不是她住了四年的那间小屋子的灰色房梁,不是桥洞里的黑色砖头,不是火车车厢里油腻腻的铁皮。是白色的,干干净净的白色,上面有一盏灯,灯罩也是白色的,光从里面透出来,柔和得不像真的。
她眨了一下眼睛。又眨了一下。脑子是空的。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过了好一会儿,记忆才一点一点地回来,像退潮后留在沙滩上的贝壳,一个一个地浮现出来。
阿禾。她叫阿禾。她来自一个南方的村子,那个村子后来改名了,她不知道现在叫什么。她有一个女儿,叫陆念,十岁的时候淹死在村东头的河里。她在等一个人,那个人叫陆砚,笔墨纸砚的砚。她找了他四年。她刚从云汀出来,在去绥滨的路上。
绥滨。
她的眼睛猛地睁大了。
她想坐起来,身子刚动了一下,一阵剧烈的疼痛从胸口蔓延到全身,疼得她整个人僵住了,像被人用钉子钉在床上。她咬着牙,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坐起来,靠在床头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旁边有人说话。“醒了?”
阿禾转过头。床边坐着一个中年女人,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里面冒着热气。她的脸圆圆的,笑起来很和气,像一个人——像谁呢?阿禾想了想,像她娘。不,不完全像。她娘的眉毛没这么弯,她娘的脸没这么圆。但这女人笑起来的样子,和她娘一样,眼睛先弯,然后嘴角才翘起来。一样的。
“你是……”阿禾的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
“我是这儿的护士,”中年女人说,“你昏倒了,被人送到我们医院来的。你已经昏迷了十天了。”
十天。
阿禾的心猛地沉了一下。十天。她在这个白色的房间里躺了十天,什么也没做。十天里,陆砚还在绥滨等她。他不知道她来了,不知道她病了,不知道她躺在不知道哪个地方的医院里,一动也不能动。
“我怎么了?”阿禾问。
护士没有马上回答。她放下搪瓷缸子,站起来,走到门口喊了一声。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走进来,五十来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他走到阿禾床前,看了看她的脸色,又翻了翻她的眼皮,把了把脉,然后把文件夹合上,在她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
“你叫阿禾?”他问。
阿禾点了点头。
“从哪儿来?”
“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