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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第1页）

阿禾在这座北方小城待了半年多。

半年多，她从秋天待到了冬天，又从冬天待到了开春。她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走过，每一条街、每一条巷子、每一个犄角旮旯，她都走过。她认得了这座城市的模样，认得了哪家铺子的门牌上写的字像“云”，认得了哪个路口的风最大，认得了哪棵树底下能避风。但她始终没有找到那两个字——云汀。

她打听过无数次。问过邮差，问过售票员，问过派出所的人，问过街边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问过工地上一起来的工友。有人摇头，有人想了想还是摇头，有人说“没听过这个地名”，有人说“可能改名了，以前叫这名儿的现在不叫了”，但没有人能告诉她，改名之后叫什么。

她把这座小城翻了个底朝天，什么也没翻到。

开春之后，工地上的活多了起来。阿禾还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走到工地，搬砖、和泥、推沙子。她的手比刚来的时候更粗了，掌心的茧子一层叠一层，像干裂的河床。她的脸被北风吹了一整个冬天，从黄变成红，从红变成紫，从紫变成一种洗不掉的酱色。她的嘴唇一到冬天就裂口子，裂了又好，好了又裂，现在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疤，竖着，在嘴唇中间，像一片干涸的土地上唯一一条裂缝。

她已经不像三十岁的女人了。工地上有人问她“大姐你四十几了”，她愣了一下，说“三十一”。那人笑了笑，没说什么，但那笑容里有一种东西，比嘲笑更让人难受——是那种“我知道你在说谎但我不好意思拆穿”的笑。

阿禾不在意了。她已经不在意自己看起来多少岁了。她只在意一件事——云汀在哪儿。

有一天，工地上来了一个拉货的司机，姓刘，四十多岁，满脸络腮胡子，说话嗓门大得像打雷。他开着一辆破旧的解放牌卡车，往工地上拉水泥。等工人卸货的时候，他蹲在车旁边抽烟，跟看大门的孙老头聊天。阿禾正好在旁边喝水，听见孙老头说：“这女的，外地来的，找了一个地方找了半年多都没找到。”

刘司机看了阿禾一眼，把烟头掐灭在鞋底上：“找哪儿？”

“云汀。”阿禾说。

刘司机皱了皱眉，想了想，摇了摇头：“没听过。这附近肯定没有这个地名。我跑了十几年车，方圆几百里，每个县每个公社我都去过，没听过叫云汀的地方。”

阿禾的心又沉了一下。这半年来，她的心沉了太多次，已经沉到底了，再也沉不下去了。

“不过，”刘司机又说，“你光在这一个地方找，能找到啥？那地方要是不在这个县呢？要是在隔壁县呢？在隔壁的隔壁呢？你得换个地方找。”

换个地方。

阿禾从来没有想过换个地方。她以为云汀就在这座小城附近，只要她耐心找，一定能找到。她没有想到——或者说，她不敢想——云汀可能根本不在这里。

“去哪儿换？”阿禾问。

刘司机想了想：“往北走。再往北，有个大点的城市，叫平城。那边是个交通枢纽，南来北往的人都从那儿过。你去那儿打听打听，说不定有人知道。”

平城。阿禾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把它记住了。

刘司机走的时候，阿禾送他到工地门口。刘司机上了车，发动引擎，探出头来对她说：“我跟你说，你一个女人，出门在外，不容易。平城比这儿大，人也杂，你去了多个心眼儿，别让人骗了。”

阿禾点了点头。

刘司机看了她一眼，又补了一句：“你要是到了平城，去城东的货运站打听一个叫老马的，就说老刘让你找他的。他能给你介绍活干。”

阿禾把钱从枕头底下翻出来，数了一遍。半年多，她省吃俭用，攒了不到四十块钱。工钱一天八毛，不是天天都有活干，下雨天停工，冬天有一段日子也停了。她住的是最便宜的通铺，吃的是最便宜的馒头和咸菜，喝的是不要钱的自来水。她把每一分钱都捏在手心里，捏出汗来，才舍得花出去。

四十块钱，够她坐车到平城，但到了之后，剩下的就不多了。

她把钱分成两份，一份贴身放着，另一份塞进包袱里。贴身放的那份，用一块旧布包了好几层，塞在衣服最里面，贴着肚皮。那是她的命。

临行前，她去跟孙老头道别。孙老头正坐在工地门口抽旱烟，听她说要走，沉默了一会儿，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

“找着了？”孙老头问。

“没找着，”阿禾说，“换个地方找。”

孙老头看着她，那张皱巴巴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他活了六十多年，见过太多人来人往，见得多了，就不太有什么表情了。

“你这女人，”孙老头说，“倔。”

阿禾没说话。

孙老头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她。是一个小小的布袋子，灰色粗布做的，巴掌大，收口用一根红绳子系着。阿禾接过来，捏了捏，里面硬硬的，像是有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阿禾问。

“护身符，”孙老头说，“我老伴儿生前做的，里面装的是庙里求来的符。你跟了我半年多，也没别的东西给你，这个你拿着，保平安的。”

阿禾攥着那个布袋子，鼻子一酸。

“孙大爷，我……”

“行了行了，”孙老头摆了摆手，把脸别过去，不看她，“走吧，别耽误了车。”

阿禾把那枚护身符揣进怀里，和那封信放在一起。信已经快碎了，折痕处裂开了好几道口子，她用一块布把信包了起来，再用线缠了几道，像包一个受伤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