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云汀。阿禾,安。”
阿禾把信纸贴在胸口,贴得很紧很紧,像是要把那几个字按进心里去。
她等到了。
四年了。她终于等到了。
他还在,他还活着,他还在等她。
这就够了。
那天晚上,阿禾去了赵支书家。
村支书姓赵,五十来岁,在村里当了十几年的书记。他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做事不声不响,但谁家有了难处,他都会搭把手。阿禾她娘去世的时候,是赵支书帮忙张罗的丧事。村里人对阿禾家避之不及,但赵支书从来没有说过一句难听的话。
阿禾到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赵支书正坐在堂屋里抽烟。他烟瘾很大,嘴里总叼着一支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属于一天只要一根火柴的老烟枪。看见阿禾进来,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指了指旁边的凳子:“坐。”
阿禾坐下来,把那封信从怀里掏出来,放在桌上。
“赵支书,”阿禾说,“我想求您帮个忙。”
赵支书看了看桌上的信封,又看了看阿禾,没有急着拿信。他又抽了一口烟,烟雾把他的脸遮得模模糊糊的。
“什么忙?”
“我收到一封信,”阿禾说,“是陆砚写来的。您还记得吗?就是当年垦荒队那个……”
赵支书抽烟的动作顿了一下。
他当然记得。那个小伙子,话不多,干活肯出力,和村里人关系处得不错。后来队伍走了,再后来阿禾怀了孩子,再后来闲话满村飞。他是支书,这些事情他都知道,但从来没有问过。有些事情,不用问,看就知道了。
“信上说什么?”赵支书问。
“就几个字,”阿禾说,“‘我在云汀。阿禾,安。’”
赵支书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拿起了信封。他看得很仔细,先看了正面,又翻过来看了看背面,然后才抽出信纸。他把那张薄薄的纸展开,只看了一眼,就放下了。
“确实就这几个字。”赵支书说。
“赵支书,”阿禾的声音有些发抖,“云汀在哪儿?”
赵支书没有马上回答。他又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然后站起来,走到里屋,翻了一会儿,拿出了一张皱巴巴的中国地图。那是他在公社开会时领的,已经用了好几年,边角都磨毛了,上面的字有些已经看不太清。
他把地图铺在桌上,煤油灯移近了一些。阿禾凑过去看,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字和线条,她一个也不认识,但她看见了——赵支书的手指在地图上慢慢地移动,从一个点划到另一个点,划了很长一段距离。
“在这儿,”赵支书的手指停在一个小点上,“云汀。在北方,离咱们这儿很远。坐火车要倒好几趟,到了县城还得换汽车,汽车不通的地方还得走路。”
阿禾看着那个小点。她不知道那个小点到底代表多大的地方,但她知道,那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她这辈子都没想过会去。
“赵支书,”阿禾的声音很轻,但很稳,“我要去。”
赵支书抬起头看着她。煤油灯的光照在他脸上,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上,有一种说不清的表情。不是惊讶,不是反对,更像是一种……心疼。
“阿禾,”赵支书说,“你知道这两年外面变成什么样了吗?”
阿禾摇了摇头。
赵支书把地图折起来,放在一边,又抽了一口烟。
“前几年,垦荒队那都是大干快上,‘当年开荒,当年打粮,当年做出贡献’。”赵支书的声音不高不低,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这两年不一样了。去年开了全国知青工作会,大城市都不怎么往那边送人了。兵团那边,亏损的亏损,撤编的撤编。你现在去找人,不是前几年了,编制在变,地名在变,人在变。”
他停了一下,看着阿禾的眼睛。
“你去了,不一定能找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