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砚又多待了二十二天。
那二十二天里,他每天照常跟着队伍出工,照常扛着锄头下地,照常在田埂上和乡亲们说笑。但阿禾知道不一样。每天收工后,他不跟其他人一道回住处,而是绕一段路,从她家后山的竹林边经过。她早早等在那里,两个人隔着一条浅浅的水沟说话。水沟窄得能一步跨过去,但他们谁也没有跨。就那么站着,她在这头,他在那头,说些有的没的——今天地里的稻子又长高了一截,队伍里老张家的媳妇生了个闺女,隔壁村有条狗跑到他们灶房偷吃了半锅饭。都不是什么要紧的话,但每一句都要紧。因为说完了这一句,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句。
没有人明说队伍什么时候走,但谁都知道快了。队长已经开始清点物资,骡马也钉了新蹄铁,就连陆砚他们住的那间临时仓库,墙上的钉子都被拔了出来,留下一个个黑黢黢的小洞,像一只只闭不上的眼睛。
阿禾每天都去后山那排竹林边等。每天她出门的时候,都会带着一个热乎乎的杂面馒头。陆砚接过去,掰成两半,多半塞回给阿禾,小半留给自己。两个人站在水沟两边,嚼着馒头,谁也不说话。秋天的风从山那边吹过来,竹叶沙沙地响,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又一句也说不出来。
走的那天是个晴天。
天很高很蓝,蓝得不像是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打谷场上站满了人,骡马的铃铛叮叮当当地响,行李卷堆在板车上,用麻绳捆了一道又一道。乡亲们都来送,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有人往队伍手里塞鸡蛋,有人往包袱里塞干粮。王婶子站在人群里抹眼泪,她家老二也跟着队伍走,才十七岁。李叔跟队长握了手,说“下次再来”,队长笑了笑,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
阿禾站在她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个山头上。
她没有挤到村口去。她怕人多,怕有人看她,更怕没人看她。她选了一个不近不远的地方——山头上,那棵歪脖子树下。这个位置刚好能看到整个队伍的尾巴,而从村口看过来,她只是一个小小的人影,分不清是谁。
哨子攥在手心里,已经被汗水浸湿了。
队伍开始动了。板车的轮子碾过黄土路,扬起一片尘土。走在最前面的人已经拐过了村口那棵老槐树,后面的人鱼贯跟上。骡马叫了一声,声音粗哑,像是在替谁喊出那句喊不出口的话。
阿禾在人群里找他。
她认得他的背影。这些日子里,她看了太多次他扛着锄头往田埂上走的背影,看了太多次他收工后绕到后山来的背影。他的肩膀比刚来的时候宽了一些,衣服晒得发白,后脑勺的头发总是翘着一撮,怎么也压不下去。
她找到了。
他在队伍的中间偏后,肩上扛着一个行李卷,走得不算快,但每一步都很稳。他旁边的人在和乡亲挥手,他没有。他低着头,像是在看脚下的路。
阿禾把哨子放到嘴边。
她吹了一下。
哨声尖细,有些刺耳,不像什么乐器,更像是一只雏鸟在叫。不够好听,但足够响亮。响亮得压过了骡马的铃铛,压过了板车的吱呀,压过了村口嘈杂的人声。
陆砚停下了脚步。
他把行李卷从右肩换到左肩,转过身来。
隔着尘土,隔着人群,隔着秋天干爽而空旷的空气,他看见了她。树下那个小小的身影,蓝色的布衫,被风吹起来的碎发,看不清脸,但知道是她。只有她会站在那个位置,只有她会吹那枚哨子,只有她会等他。
陆砚举起右手,用力地挥了两下。
然后他把手放下来,好像想说什么,但隔得太远了,说什么都听不见。他只是在原地站了一瞬——就那么一瞬,后面的人已经从他身边走过去了,有人喊他:“老陆,走了!”
他转身跟了上去。
阿禾站在山头上,看着他一步一步走远。队伍像一条灰扑扑的河流,慢慢地、慢慢地向前流动,从村口流向大路,从大路流向山口,从山口流向她看不见的地方。
她没有再吹哨子。
她把哨子攥在手心里,指甲掐着上面刻着的那个“禾”字,一笔一划,一撇一捺,像是在摸一个她怎么也摸不够的东西。
眼泪流下来了。
不是嚎啕大哭的那种,是无声无息的。眼泪从眼眶里溢出来,沿着脸颊往下淌,淌到嘴角,咸的,涩的,像日子本身的味道。她没有擦,任凭它们流,淌进脖子里,淌进衣领里,淌进干燥的秋天的空气里。
但她没有低下头。
她的眼睛一直望着那个方向,望着队伍消失的山口。尘土慢慢落下来了,空气又变得干净了,骡马的铃声也没有了,村口送行的人也都散了。老槐树下只剩下几个老人还站着,抽着烟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什么。一切都恢复了原样,好像那些人从来没有来过。
阿禾还站在山头上。
她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可能是半个时辰,可能是一个时辰,可能更久。秋风吹过来,苦楝树的叶子簌簌地落,有几片落在她的头发上,落在她的肩膀上,她不知道。
她娘从村子里走过来,走到她身边,站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然后把她的一只手拉过来,握在自己的手心里。阿禾娘的手是热的,粗糙的,有灶台和泥土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