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知野走后的第三晚,整栋实验楼只剩三楼实验室的灯亮着。
沈知夏蹲在地上整理堆了半屋的定向班资料,指尖刚触到桌角那盒他留下的橘子硬糖,心口突然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钝痛顺着肋骨往太阳穴上爬,连呼吸都跟着发颤。桌上摊着的单程票、卷边的错题本、还剩半杯的冷橘子水,在眼前慢慢拧成一团模糊的黑影,她没撑住,顺着冰凉的桌沿滑下去,彻底失去意识的前一秒,耳边还清晰地响着他拎着纸箱,踩过木质楼梯的轻响。
再醒过来的时候,消毒水的味道先钻进鼻腔,头顶的吊瓶正一滴一滴往下落药水,温珩坐在床边的塑料椅上,手里捏着个削了一半的苹果,看见她睁眼,动作猛地顿住,把水果刀轻轻放在床头柜上,声音放得极轻:“你在实验室晕过去了,医生说是长期熬着情绪、加上急性应激反应,引发了选择性失忆,之前一些情绪太重的事,可能暂时记不清了。”
她眨了眨眼,茫然地看着周围的白墙,脑子里像被清空了一块:她记得定向班的二十个孩子,记得西南山区的饮水公益项目,记得自己是谁,记得温珩是家里早就定好、要和她订婚的人——可关于一个总穿洗得发白的白衬衫、爱给她塞明黄色糖纸橘子糖的人,关于某段南方夏天里、蹲在消防栓边讲题的记忆碎片,关于一张皱巴巴印着“新加坡”的单程票,她的脑子里,连半分相关的影子都找不到。
温珩没提那个名字半个字,也没提陆知野和她之间的任何过往。出院的这一周,他每天都绕路给她带附中食堂的热糖糕,陪她去实验楼看孩子刷题,把所有和陆知野相关的痕迹——留在实验室的旧咖啡机、画满小太阳的错题本、甚至保安大叔嘴里偶尔要冒出来的“陆先生”,都悄悄收得干干净净,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在她的生命里出现过。
一周后她出院,坐在订婚宴的场地里,当着两边长辈的面,重新拿起笔在协议上签字,笔锋稳得没有半分晃,日子过得平顺得像一潭没有波澜的静水。
直到某天她整理实验室的保险柜,翻到最底层压着的半盒橘子硬糖,明黄色的糖纸在灯光下亮得晃眼。指尖碰到糖纸的瞬间,心口突然猛地酸了一下,像有什么滚烫的东西要从喉咙里往外冒,可她皱着眉想了半天,也抓不住半分相关的记忆,只知道对着这盒糖,鼻子莫名地发涩。
她攥着那颗糖,站在窗边愣了很久,最后只是把糖轻轻放进了抽屉的最里面,没再多想。
她不知道自己忘了谁,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着一颗普通的橘子糖发怔。只知道心里有一块空落落的地方,像被人悄悄挖走了一块,不管填多少东西进去,都永远缺着一角,怎么都填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