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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都铎王朝（第2页）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1516年）更为复杂。这本书妙趣横生地描绘了一个虚构的社会，一群异教徒按照自然美德的原则生活在一个偏远的岛屿上。乌托邦人有理性但缺乏基督教的启示。该书隐晦地将他们良好的社会风俗和开明的态度，与现实中欧洲基督徒低劣的行为标准进行比较，无声而震聋发聩地控诉了后者。书中讽刺并挖苦说，基督徒需要从异教徒那里学习很多东西。

但伊拉斯谟和莫尔的世界观是不堪一击的。即使没有路德的挑战，他们的观点也不会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在其体系中信仰和理性存在矛盾。莫尔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信仰优越于理性，且天主教的信仰必须得到捍卫——因为这是来自上帝的戒律，但伊拉斯谟相信人的理性，不能接受上帝通过让人们相信那些已经被有识之士质疑的东西来检验他们的信仰。路德（至少在开始时）十分感激伊拉斯谟，但是他们因为对信仰和理性持不同意见而激烈争辩。很快，路德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伊拉斯谟。路德和他的追随者宣扬，单凭优秀的作品和天主教会的圣礼是不够的。恩典，也就是救赎，完全是按照公正仁慈的上帝的意志：善者（或“上帝的选民”）收到信仰这份礼物，信仰与他们自己的行为（或自由意志）、教皇或教士的行为（或自由意志）无关。路德说，这才是基督真正的福音。

这种“新学问”的兴起，正如其名，成为16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有力的力量，那时路德的思想和许多书籍开始渗透到大学、伦敦市、伦敦四大律师学院，甚至进入了王室宫廷。在剑桥大学，受影响的人包括牧师罗伯特·巴恩斯（RobertBarnes）和托马斯·比尔尼（ThomasBilney），他们在伦敦和东盎格利亚传播了“神的话语”。沃尔西在托马斯·莫尔的协助下，坚定地消除异端，但没有成功。他的批评者指责他不愿采取火刑——因为沃尔西会烧书和监禁人，但是每当想到自己要把人扔到火里时，他体会到了伊拉斯谟所说的“人的恐惧”。然而，路德呼吁宗教改革的真正原因是，他了解了个人的宗教主观性，满足了人们聆听《圣经》的愿望，表达了他们对教皇和教会的不信任。

受过教育的平信徒的期望，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普遍愿望，人们越来越多地寻求在《圣经》文本和《圣经》故事（最好带插图的）中找到信仰，但是英文《圣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英格兰一直是非法的：主教认为，英文《圣经》——即使是官方版本，也会通过允许人们形成自己的宗教观点而鼓励异端邪说。但是，印刷术的发明，给欧洲的思想传播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包括新教思想的传播。流亡海外的英国人开办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宗教书籍和受路德派启发的《圣经》，它们涌入英国，特别是威廉·廷代尔（WilliamTyndale）翻译的英文《圣经》。民众对英文版《圣经》有持久广泛的需要。亨利八世本人十分开明，赞同这一需求，于是1535年科威德勒（MilesCoverdale）翻译的官方英文版《圣经》终于出版了。

亨利的离婚和英国的“帝制”王权

虽然阿拉贡的凯瑟琳生了五个孩子，但她的妇科病史是她不幸的根源。存活下来的只有玛丽公主（生于1516年）。到了1527年，凯瑟琳已经过了更年期，而亨利却迷恋上了安妮·博林，甚至背着沃尔西，将他的秘书威廉·奈特（WilliamKnight）派到罗马，寻求迎娶安妮·博林所需要的教皇豁免。尽管解除王室婚约并不罕见，但亨利没有一开始就坚持只提离婚，所以问题就不能很快得到解决。实际上，他告知当时的教皇克雷芒七世（tVII），当初允许他与凯瑟琳结婚的豁免一直是无效的，从而将争论的焦点从婚姻法转到了教皇权力的敏感区——这就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如果尤利乌斯二世（JuliusII）当初的豁免是无效的，那一定是因为圣彼得的一位继承人犯了错，或者一开始就无权制定这样的法律文件，这岂不是显得教皇的地位还不如一个世俗权力比他大的立法者？

亨利意识到，西方基督教世界少数人的观点也正是这个意思。他是十足的自大狂，沉迷于自己的说服力：认为他和上帝的意志是一致的；教皇的至上权威是伪造的，是人类发明的一种伎俩，用来剥夺国王和皇帝的合法头衔和遗产。他开始回顾英国“帝国”过去的黄金岁月，追溯到君士坦丁大帝和卢西乌斯一世（LuciusI）统治时期，亨利崇拜的统治者拥有神圣强大的权力，就像《旧约》里的国王们一样——事实上，没有卢西乌斯一世这个人，他只是一个神话，是中世纪编年史家虚构出来的。但亨利的英国“资料”表明，这位卢西乌斯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是英国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国王，曾把自由和财产赐予英国教会，然后写信给教皇圣爱琉德理（Eleutherius，他曾经是个真实的存在），要求他传授罗马法。然而，教皇答复说，卢西乌斯不需要任何罗马法，因为他已经有了《不列颠法律》（lexBritanniae），这就足够了：

在你的王国里，你是上帝的代理人，赞美诗作者说：“上帝啊，请赐予国王你的判断力，赐予国王的儿子你的公正”（赞美诗lxxii：i）……国王有统治的名义，但不等于拥有一个王国。若统治得好，你将成为国王；反之，你将不再是国王……上帝授权你统治英国，你可以永远与上帝共同治理；在这个王国，你就是上帝的代理人。

“上帝的代理人”（VicariusDei）——“基督的代理人”。难以置信的是，亨利的离婚让他相信自己的王权可以凌驾于英国教会之上。

1529年10月，亨利驱逐了沃尔西，沃尔西绝望地做了妥协，因为作为红衣主教和教皇终身全权使节，他的权力来自教皇。他任命托马斯·莫尔为新大法官——但这一举动适得其反，因为莫尔不支持亨利离婚，还很快辞了职。与此同时，亨利召集议会——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议会作为一个全权立法机构与国王合作。亨利和议会为让英格兰逐步脱离罗马教廷，颁布了一系列革命性法案：《上诉法案》（1533年）、《继承法》（1534年）、《至尊法案》（1534年）、《叛逆法》（1534年）和《反教皇权力法》（1536年）。《上诉法案》宣布了国王作为神圣“帝王”的新地位：所有英国司法管辖权现在都来自国王而不是教皇，无论世俗的还是宗教的。《至尊法案》宣布，英格兰国王是“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颁布《继承法》是解决王位继承顺序的第一项措施，即使是托马斯·莫尔也同意，其原则上合法，但他憎恶法案的序言指责亨利和凯瑟琳的婚姻。托马斯·莫尔、罗切斯特主教费舍尔（Fisher）及伦敦卡尔特教团（Londons）——这些最苦行、最受人尊敬的教皇权威和阿拉贡公主婚姻合法性的监护人，因“拒绝接受”亨利八世的王权至尊而遭到《叛逆法》的审判。剥夺国王或王后（现安妮·博林）的“尊严、头衔或皇室地产”，即否认亨利的至尊王权，依据《叛逆法》的条款，这些都是叛逆罪。1535年夏，该法案的受害者，所有被亨利怀恨在心的殉教者都被绞死或处决。一年以后，《反教皇权力法》的颁布，让英格兰完全脱离罗马教廷，消除了教皇在英国的残余宗教权威。

安妮本人出乎意料地成了亨利恶行的受害者。亨利秘密迎娶了她之后，她很快就怀孕了，于1533年9月7日生下了未来的伊丽莎白一世。但亨利痛苦地发现孩子不是他预期的男孩，很失望。后来安妮两次流产，第二次，据说死胎是一个十五周大的男婴。这时亨利爱上了珍·西摩（JaneSeymour）。亨利深信上帝诅咒了他的第二次婚姻，于是很快在1536年5月的宫廷政变中处决了安妮，好让他在不用离婚、不用拖延地迎娶第三任妻子。

亨利随后任命第二任首席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well）协助他治国。克伦威尔是普特尼（Putney）一家旅馆老板的儿子，也是沃尔西的前法务官，崛起之初是博林家族（theBoleyns）的门客。到1532年1月，他已经开始管理议会了。克伦威尔担任过掌玺大臣、国王秘书、枢密院议长及亨利的（世俗）摄政官或宗教事务代理人等职务，一直活跃在政治中心。当亨利后来意识到他是个隐藏的路德派教徒之后，他于1540年6月倒台。当然，克伦威尔作为摄政官致力于改革，用《圣经》原文净化教会。他与博林家族的神父托马斯·克兰麦（Thomasmer）密切合作，克兰麦被亨利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克伦威尔并没有否认基督真实存在于圣体圣事中，也没有用过多言语来教授路德的“因信称义”。但他颁布的针对教士的禁令（1536年，1538年），抨击了对圣徒和圣像的盲目代祷，否认了天主教徒对炼狱的信仰，是禁圣像运动的先声。有人向亨利告发，克伦威尔在加来秘密保护一群激进的新教徒，所以亨利收回了对克伦威尔的支持，并以异端邪说和叛国罪的指控，剥夺了克伦威尔的公民权。

但这发生在克伦威尔第一次解散修道院之后。较小的修道院在1536年就消失了；两年后更大的修道院也消失了，因为亨利决定将修道院作为“天主教”的堡垒。大规模的民众（并与之相关的）叛乱打断了这一进程。叛乱主要发生在林肯郡和约克郡，并持续了长达六个月之久。镇压者们用戒严、绞刑示众、不断背弃亨利八世对叛乱分子所做的承诺等手段，对叛乱进行了残酷镇压。但是扫**很快就完成了。截至1539年11月，共查禁560所修道院。到此时，年价值13。2万英镑的土地、价值7。5万英镑的金银器和其他贵重物品，都落入了“王室岁入增收法庭”——这是一个由克伦威尔设立、用来管理教会财富的新部门。

人们经常争论解散教会的长期影响，可以很方便地将这种影响分成意料之中的和意料之外的。意料之中的结果是，亨利消灭了最后抵抗王权至尊的核心力量。他在原教堂的幸存建筑物和捐款基础上建立了六个新教区：彼得伯勒（Peterbh）、格洛斯特、牛津、切斯特、布里斯托尔和威斯敏斯特。最后命名的教区在1550年遭遗弃。亨利给大学提供很少的资金，为基督堂、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和剑桥大学提供新的员工和修订后的章程。最重要的是，王室的固定收入几乎翻了一番。但是维持了多久？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通过解散教会所聚敛的财富，很快被蚕食殆尽。因为一方面亨利在16世纪40年代肆意挥霍，另一方面，平信徒要求通过提高国王任免权来分一杯羹，以及提高侍臣的薪水（这在政治上是不可抗拒的）。

意料之外的后果包括：精美的教堂建筑遭大规模破坏，中世纪的金银珠宝被熔化，图书馆遭洗劫——这些都是“合法的”破坏行为。教士的士气立刻大减。圣职授任的候选人数急剧下降；很少有人相信亨利的宗教改革与宗教生活、与上帝有任何联系。在上议院，主教的消失意味着教会投票已经逐渐失效，使得两院中平信徒占了优势地位。主教曾拥有任命五分之二教区神职人员的权力，当原宗教地产被出售之后，这些权力被转移到平信徒手中。至于解散修道院的社会影响力，北方郡县受到严重冲击，因为北方的修道院比南方提供了更多就业和贫民救济，在国家经济中占据了更为关键的地位。

卡尔特教团在审判中称亨利是一个残忍的敲诈勒索者，但他们的裁决却忽视了一个更大的格局。亨利革命的影响涉及之广，将远远超出英格兰和教会，因为王权至尊的理念诱使他企图在不列颠群岛建立领土更辽阔的“帝国”。他贪婪地盯着北方边陲、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渴望恢复前任君主们开启的更宏伟的殖民进程。他的方针政策没有宏大的建国理论支撑，部分是出于对“教皇主义”的恐惧。不可否认，除了苏格兰之外，所有这些地区都已在都铎王朝统治之下——即使有名无实。国王的令状传到特伦特河（Trent）以北地区，受到不同程度的轻视，边境地区、威尔士和盖尔族人居住的爱尔兰更是对之视而不见。尽管亨利七世压制了“权力过大的”臣民，但在边远地区，真正有影响的人仍然是拥有当地土地的贵族。

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边界，在地图上仍然没有划分清楚，长期以来一直是个问题：治安很差，小偷出入频繁。当地的权贵维持着边境地区的和平，但他们的职务几乎都是建立在世袭的基础上，于是被敌手视为罪犯。虽然这种批评有失公允，但亨利却听信敌手的话，特别是开始质疑吉尔斯兰的达克雷勋爵（Lilsland）的忠诚，指控其犯有多起叛逆罪。

越来越偏执的亨利开始相信一群地方贵族正在策划推翻他。爱尔兰构成了最大的威胁，因为在帕莱（thePale，英国在爱尔兰的管辖区，位于都柏林附近）以外，盖尔人的贵族是坚定的天主教徒，他们要么拒绝纳税，要么放弃古爱尔兰习惯法布里恩（Brehon）或习俗。亨利七世曾把王权授予一个值得信赖的权贵家族：菲茨杰拉德家族（theFitzgeralds）的基尔代尔伯爵，以期获得他们的忠诚。该家族凭借在盖尔人社区的实力，在帕莱地区拥有大批拥护者。

威尔士距离更近，那里的绅士也更顺从，但仍然存在威胁。多年来，威尔士公国和领主管辖区域均无视英国法，管辖权冲突让嫌疑犯从一个领地逃窜到另一个领地。陪审团成员的腐败很常见，在法庭甚至出现过动枪的事件。亨利视威尔士为“天主教”叛乱分子的避风港。他对威尔士极为关切，因为从威尔士征来的税收和马匹，对王室军队越来越重要；而且，将部队派往爱尔兰的最佳路线，是通过威尔士的切斯特港。

1534年，克伦威尔派遣一支特遣部队进入威尔士，奉命铲除“教皇党人”，依据英国法判处他们叛国罪和其他重罪。1536年和1543年的《联合法案》让他的行动登峰造极。该法案将中世纪公国和领主管辖区域纳入12个受英国普通法管制的郡，在威斯敏斯特有议会代表，并且建立以英国巡回法庭为蓝本的法律体系。威尔士接纳了英国的法律和郡县行政管理模式，并成立了更新的威尔士地方议会和高等民事法院，来管理该地区的国防和司法体系。威尔士完全接受了王室令状以及英国租地制度的原则。

与此同时，在一次钳形攻势中，亨利突袭了达克雷勋爵和菲茨杰拉德家族。1534年，达克雷以叛逆罪受审——出乎意料的是他被证明无罪，他也是唯一一位在亨利执政时期被无罪释放的贵族。但亨利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再次逮捕了达克雷，向他开出1万英镑的天文数字的罚款，并且禁止达克雷到距伦敦10英里之外的地方。

亨利凭借一支庞大的军队，于1535年8月才将爱尔兰叛乱平息，付出的代价是1500名英国士兵的生命和4万英镑。亨利对如何处理叛乱分子头目问题犹豫不决。他曾经处决了一些人，但导致反抗愈演愈烈，险些使斗争变成盖尔人的独立战争——这迫使他采取代价高昂的“爱尔兰英国化”干涉主义政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541年，他将自己的官方头衔从爱尔兰的“领主”改为“国王”。他被爱尔兰人的嘲笑所激怒——因为爱尔兰人嘲讽他的“王室财产”是由教皇授予的。这位教皇是阿德里安四世（AdrianIV），他颁发的《褒扬令》把爱尔兰的领主权授予了盎格鲁-诺曼人，意味着亨利“拥有的”爱尔兰是教皇的封地。

至于苏格兰，亨利一再试图阻止詹姆士五世与法国或西班牙结盟——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导致苏格兰继续支持教皇。亨利的几位天主教反对者已经逃到苏格兰去了，包括詹姆斯·格鲁菲兹·阿普·鲍威尔（JamesGuffyddapPowell）。这位威尔士反叛者能言善辩，凭借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摆脱了在伦敦塔的囚禁，携带妻儿一起逃往苏格兰——在那里他请求詹姆士五世帮助威尔士起义，反抗亨利。

亨利对詹姆士终于失去了耐心，因为詹姆士允许苏格兰人加入爱尔兰叛乱。亨利知道自己不能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所以起初他尝试过和解，授予他的外甥詹姆士嘉德勋章，并给他寄了一封要函，替自己的王权和王权至尊理论辩护。遭到詹姆士的冷遇后，亨利转而威胁他——这激怒了詹姆士，他提出自己的“帝国”主张，并于1537年迎娶了一位法国公主——尽管这位公主悲惨地去世了。詹姆士很快又娶了另一位法国公主，吉斯（Guise）家族的玛丽。此后，亨利征服苏格兰的野心，让他在16世纪40年代发动了对法国和苏格兰的战争，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

亨利这样有恃无恐的原因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珍·西摩生下了合法的男性继承人，尽管她于1537年生下爱德华王子十二天后就去世了。亨利的第四任妻子是克利夫斯的安妮（AnneofCleves），1540年1月的这场婚姻是为了赢得欧洲盟友。安妮虽然性子温和，但相貌平平，不适合当王后；离婚很容易，因为亨利和她从未圆房。接下来是凯瑟琳·霍华德（eHoward），一位意气风发的女性，曾是安妮的伴娘，并于1540年7月成为亨利的第五任王后，也就是在扫除克伦威尔的政变一个月后。凯瑟琳于1542年2月因通奸罪被处决。最后，亨利在1543年7月娶了温柔可人的凯瑟琳·帕尔（eParr）。凯瑟琳两次丧偶，温柔贤惠，虔诚信教，幕后做了许多保护福音派改革者的工作；直到她的继子执政，他们才得以再次出人头地。

尽管如此，亨利还是将优势转化为危险：对内干预苏格兰，对外与法国开战，两头作战、压力重重。1543年，他利用索维莫斯战役的战俘作为苏格兰亲英派的核心，迫使苏格兰签订《格林尼治条约》。该条约计划让爱德华王子和玛丽·斯图亚特结婚，实现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姻。接下来，他与查理五世正式结盟，计划在第二年春天联合入侵法国。但可以预见，这次行动并未协调一致。亨利被轻易占领布洛涅的胜利所迷惑，而查理则在克雷皮（Crépi）单方面与法国缔结合约后撤兵，让英军侧翼暴露无遗。这场耗资巨大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546年6月，当时弗朗索瓦一世同意英格兰可以统治布洛涅八年——前提是布洛涅回归的时候要附带亨利花巨资修建的新堡垒。作为回报，弗朗索瓦放弃了苏格兰，并含蓄地签署了《格林尼治条约》，但为时已晚。亨利对苏格兰的“粗暴求婚”（后人都这么认为）事与愿违。他在苏格兰的亲英派已崩溃，苏格兰人拒绝了《格林尼治条约》：赫特福德伯爵（珍·西摩的哥哥，也是亨利优秀的指挥官）支持亨利的立场，被迅速提拔，率领12000名英军前往北方征讨。军队在边境地区和苏格兰低地造成巨大破坏，但遭人憎恶、效果适得其反。通过对爱丁堡烧杀抢掠，他用英国人的恐怖主义统一了苏格兰。

亨利于1547年1月28日凌晨去世。他蔑视教皇，扩大了王权，建立了英格兰教会，并确立了英格兰教会可以维系400年的大框架。在沃尔西和克伦威尔的辅佐下，他一门心思关注如何与更强大的对手较量。宗教战争得以避免，叛乱被镇压。神职人员受制于这个世俗国家，议会的权力增加，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正在成形。同时，亨利操纵法律，对忠诚的仆人和敌人同样残酷无情，近乎暴政。而他的宗教改革思想就像是一条搁浅的鲸鱼：在天主教和新教两个对抗的信仰体系的中间搁浅。他抵制教皇和有关炼狱的天主教教义，同时也没有接纳新教作为替代品，声称寻求“中间道路”，并将自己描绘成教会和国家的最高“仲裁员”。他选择在同一天烧死三位新教福音派成员和三位“天主教”神父，就为了表示他对两派信仰“不偏不倚”。

王室少数

亨利八世之死，在帝国权力中心留下了真空。根据1554年通过的第三个《继承法案》的条款（这一法案由议会在亨利离开英格兰、率军占领布洛涅不久前通过），玛丽公主和伊丽莎白公主的继承顺序在爱德华王子之后，并且若国王在爱德华成年前去世，那么权力将被授予亨利在最后的遗嘱中提名的摄政委员会。

1547年，爱德华9岁。人们议论纷纷，是未成年男性，还是女性继承人来统治国家？这样的话题常常引发非理性的恐惧和16世纪典型的冲动。未成年男性的统治，比成年女性的统治更容易被人接受，有不少先例可循：由摄政委员会执行政府职能，直到年幼的国王长大到被宣布为“成人”。此外，可以指定护国主或摄政总督与摄政委员会协商，“宣布”（或在行政上执行）国王的遗嘱。这样的框架，提升了枢密院在政治中的作用，并且可能刺激宗派之争，因为主要枢密院委员竞相担任护国主或摄政职位（两个职位可能由两个人分别担任，或者由一人兼职）。例如，亨利六世在15世纪50年代精力不济时，约克公爵努力抬高自己及其政策，而不考虑给王室造成的损害，这威胁到了君主制的惯例以及贵族和议员的利益。实际上，约克公爵的行为是玫瑰战争的导火索。

根据遗嘱，亨利八世任命了一个由16名成员组成的摄政委员会，负责治理国家，行使王权，直到爱德华年满18岁。该委员会成员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统治。遗嘱中没有条款说要任命一位摄政王。在这种情况下，亨利八世驾崩时的情形，与1509年（亨利七世去世）的情况类似。他的死讯三天后才被公开，而赫特福德伯爵挟持了年幼的国王，并侵夺了已故国王存放在秘密珠宝屋里的财产。1547年1月31日，摄政委员会听别人宣读亨利八世的遗嘱，表面上一致同意任命赫特福德为护国主和爱德华的摄政。不到一周，赫特福德仗着威廉·佩吉特（aget）的纵容，推翻了亨利的遗嘱。佩吉特是亨利八世的最后一位秘书，也是都铎王朝中期法院的幕后操纵者。赫特福德自封为萨默塞特公爵，以（法律上）相当于代表王权的护国主摄政王身份自居，有权发布政府公文，并有权挑选和任命枢密院成员。为了获取支持，他进一步授予摄政委员会成员贵族地位，并赠给他们大片土地。

然而萨默塞特越来越像是在为获得最高赌注而玩政治扑克游戏。他冷落了贵族和绅士（他们是令人妒忌的传统社会权威和政治权威的监护人），反而向普通民众示好。简而言之，他“追求”人气。这是沃尔西采用过的手法；在伊丽莎白统治的后期，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也采用了这种策略，只不过他们运用的范围更窄，政治基础也比萨默塞特稳固。萨默塞特很快发现，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物价的上涨，人们对经济的不满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以至于他对百姓的友好姿态几乎引发了社会革命和一场阶级战争。他取悦大众而事与愿违，贵族和绅士无法遏制因生活水平迅速下降而引发的大规模暴力和叛乱。从1548年到1550年，除了北部外，骚乱和暴动几乎无处不在。在北方，1536至1537年反抗亨利八世的起义以失败告终，惨痛的后果仍使人们记忆犹新。为了支付战争开支，货币贬值，大大加剧了通货膨胀；而且在货币购买力突然下降的同时，萨默塞特开始征收圈地佣金和羊税，这证实了贵族的最大担忧：他在劫富济贫。最严重的起义发生在德文郡、康沃尔郡以及东盎格利亚。**的时候，叛乱分子和抗议者正式占领了埃克塞特和诺威奇。由于萨默塞特犹豫不决，未能终止这场国内危机，导致沃里克伯爵非常不满，并于1549年10月发动了一场议会政变。

萨默塞特最大的败笔是他继续坚持已经废除的《格林尼治条约》。他渴望实现亨利八世在苏格兰压制法国的影响并实现王室联盟的计划，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在平启战役（1547年9月10日）打了胜仗，是为了将苏格兰从罗马和天主教中解放出来；但他的政策没有促进苏格兰宗教改革，而是将苏格兰进一步推向法国的怀抱。1548年6月，6000名法军在利斯（Leith）登陆，玛丽·斯图亚特被送往法国。萨默塞特继续威胁苏格兰时，法国的亨利二世向英格兰宣战，封锁布洛涅，向苏格兰派遣援军。苏格兰人同意玛丽嫁给法国王太子（法国王位继承人）——这等于给萨默塞特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甚至他最亲密的盟友佩吉特现在也抛弃了他。

沃里克自封诺森伯兰公爵（1551年10月），成功扭转了萨默塞特默许或不加制止的不稳定局面。他通过招募外国雇佣军和一群“宪兵”而恢复了国内和平，英格兰的财政状况也重新走上复苏之路。最重要的是，萨默塞特对法国和苏格兰的灾难性战争很快结束了。诺森伯兰用屈辱的让步作为代价寻求和平：一个委曲求全但结果颇有吸引力，而替代了耗资巨大的战争。布洛涅立马回归了法国；在苏格兰的英国驻军也撤了回来，《格林尼治条约》不知不觉被人遗忘。于是，玛丽·斯图亚特与法国王太子的婚姻水到渠成——但考虑到年龄问题，婚礼被确定为不早于1558年4月。

新教改革

萨默塞特第一次成为摄政王时，他同时也是新教领袖，年轻的爱德华六世也被培养成了新教徒。1547年7月，萨默塞特重新发布了克伦威尔对神职人员的禁令，随后又颁布了体现新教教义的《布道书》或布道范本。他解散了附属小教堂（为施主亡灵做弥撒的小机构，有自己任命的神职人员），用掠夺的财富来支付对苏格兰的战争开销。接下来，枢密院写信给大主教克兰麦（mer），下令拆除教区教堂的大量圣像和十字架龛。王室迅速占有了所有剩余的神殿、里面的珍宝和圣盘：曾经把英国教区教堂装点得富丽堂皇的雕像和壁画被砸碎或被涂上石灰。1538年，亨利八世破坏了作为朝拜中心的圣堂，特别是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贝克特（ThomasBecket）圣堂，但允许其他圣堂保留下来。萨默塞特完成了已经开始的破坏行动，全面毁灭与天主教礼仪和仪式相关的绘画、雕塑、金属制品和刺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