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她醒来的时候,客厅茶几上那杯水还在那里。
沈听晚从卧室出来的时候,拖鞋后跟还是没提上,但她走得很慢。
她经过茶几的时候低头看了一眼那杯水,水面上凝了一层极薄的灰,像落了一夜的尘。她没有端起来倒掉。她绕过茶几走到厨房,水龙头拧开洗了把脸,水声哗哗响了很久。
她抬头看镜子的时候,水珠顺着下巴往下淌,她伸手抹了一下,抹到一半停了——她看见自己右手食指上还沾着一点干掉的颜料,绿色的,普鲁士蓝混了一点黄,像某种植物的汁液。她昨晚没有画画。她盯着手指看了两秒,然后拧紧水龙头,用另一只手把那点干颜料搓掉了。
她换了一件衣服出门。去医院。
公交车摇晃了四站,她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窗玻璃上有一道裂纹,从右下角斜着延伸到窗框边缘。她的视线落在那道裂纹上,跟着它走了一遍,又一遍。
银铃在腕间碰了一下扶手的铁杆,发出极轻的一声——她甚至不确定是不是响过,因为车上的发动机声太大,盖住了一切细小的声音。
她低头看了一眼银铃,红绳贴着手腕的那一段颜色更深了一些,像吸了汗,潮潮的。她把它往上推了一截,露出底下那道被红绳常年压出的浅色印子。她用拇指压了一下那道印,压完松开,印子还在。
走进病房楼的时候,护士站的人抬头看了她一眼。“沈小姐,”护士说,“昨天那位先生又来了。”沈听晚的步子顿了一下。“他没进来。就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给你妈带了东西。”护士从台面下面拎出一个纸袋,牛皮纸的,边缘折得整整齐齐。“放下就走了。还是没留名。”
沈听晚接过来。纸袋里的东西隔着纸面能摸出轮廓——一盒东西,方方正正的,不重,像是纸盒子。她没在走廊里打开。她走进病房把纸袋放在床头柜上,弯腰看了一眼母亲——沈母醒着,半靠在床头,被子拉到胸口,露出的那截手腕上还贴着留置针的胶布。她的视线从窗外移过来,落在沈听晚脸上。“你又瘦了。”沈母说。
沈听晚没接这句话。她把纸袋推到床头柜里侧。“有人给带了东西。”
“我知道,”沈母说,“他来的时候我在窗边看见了。”
“你看见了?”
“穿深色衣服,站在门口,没进来。”
沈听晚在床边坐下了。她的指尖碰了一下纸袋的边缘,又缩回来。她没拆开那个纸袋。她坐在那里看着母亲,母亲也看着她。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被面上,把棉布的纹理照得清清楚楚。沈母伸手碰了一下纸袋。“拆开看看。”
沈听晚把纸袋拉过来,拆开封口——里面是一盒绿豆糕,用油纸包着,油纸外贴了一张白色贴纸,上面用极细的笔迹写了两个字:“不甜。”没有署名。她看着那两个字,手心贴在油纸上的瞬间,纸面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他不吃甜的?”沈母问。
“不知道。”
“你认识他几天了?”
沈听晚把油纸重新包好,放回纸袋里。她把纸袋搁在窗台上,正好和那盆绿萝并排放着。“没几天。”
沈母没再追问。她看了一眼窗台上的纸袋,又看了一眼沈听晚的手腕。“那枚铃铛,”她说,“你戴了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过,它可能不止是一枚铃铛。”
沈听晚低头看着银铃。“想过。”
“想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