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重新安静下来。青棠靠着墙站了很久,等情绪稍稍平复,她缓缓蹲下身,弯下腰,用手指一片一片地拾起地上的碎纸屑。她找来一个干净的医用托盘,把那些不规整的碎片一块块拼在上面,又去护士站借了胶水和胶带,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像拼一幅永远无法复原的拼图一样,一片片地粘了回去。
信纸上的字迹是应文翔的,急促而凌乱,断笔与涂改的痕迹交错,仿佛写信的人自己也在挣扎。信中写道:“青棠,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必须去北京。我本该站在你身边,但现在做不到。可我也知道,你比我想象的更坚强……”
信的后半段,字迹变得更浅,像是笔尖渐渐失去力气:“你要记住,你从来不是一个人。杨旭会帮你,袁朝也在。还有你父亲,他一定会醒过来。我欠你们一句‘对不起’,也欠自己一个交代。”最后一句用重笔落下:“等我回来!”
青棠读着读着,眼泪又一次模糊了视线。她把信纸贴在胸口,闭上眼,信中的愧疚与无奈像潮水般涌来。她仿佛看到应文翔坐在深夜的写字台前,握着笔,反复斟酌着措辞,最终只能写下那些笨拙却真挚的话语。他不是不想告别,他是怕一旦说了再见,就再也走不出那一步了。
她又怎么会责怪他呢?从小,爸爸就教她,做人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问题,不能只盯着自己的得失。她相信,应警官一定有他的身不由己,有他的命运与使命。她甚至在心里替他编织好了所有的理由——他不是逃兵,他只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去战斗。
青棠把粘好的信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放回信封,揣进衣兜。她深吸一口气,用袖子蹭干脸上的泪痕,推开病房的门。父亲依然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监护仪上平稳的心率曲线跳动着。她走过去,坐在床边,握住父亲冰凉的手,轻声说:“爸,应警官走了。但我不怪他。您也要快点醒过来,我一个人撑不了太久了。”
如今,青棠几乎寸步不离父亲的病房。她去卫生间时,会怯生生拉住面善的护士,恳求对方帮忙守几分钟;晚上困得不行了,就趴在床边眯一会儿,稍有动静便立刻惊醒。
袁朝偶尔会来替她一阵。自从警方确认楚雅琴确实上了那位港商的车后,这个曾像疯了般四处奔走的男人也变得沉默了许多。他时常静静坐在病房角落的塑料椅子上,盯着某处出神。
杨旭也会隔三差五穿着警服过来转一圈,在病房门口站一会儿,和值班护士打个招呼便离开。青棠每次见到他,都会追问:“那个乐柠高中的女生找到了吗?”杨旭每次都面露难色,摇摇头说句“还在查”,便匆匆离去。
他已经接手了其他案件,应文翔临走前交代的事,他虽仍在暗中进行,甚至托人追查那个拔氧气管的嫌疑人——但收获甚微,线索像沙子一样从指缝间漏光。
而青棠,在这一切的重压之下,也沉默了。她把那封粘好的信放在枕头底下,每晚睡前都要读一遍。每一次读到那句“等我回来”,她都会抬头望向窗外乐柠小城的夜空,想象着有一列北上的火车,正穿过沉沉夜色,载着那个不愿对她说再见的人,驶向未知的远方。
她心底,早已替他说了一万遍“早点回来”。
最近一段时间,护士每天都会送来营养丰富的菜肴——清蒸鲈鱼、红烧排骨、鸡汤馄饨,甚至还有一盅温热的燕窝羹。菜色精致,分量适中,显然不是医院食堂能做出的味道。青棠问过几次是谁送来的,护士只是神秘地微微一笑,说“有人托我转交的”,便不再多言。青棠心里疑窦丛生,却又无力深究,因为父亲的病情已经耗尽了她所有的精力。
直到那天傍晚,她刚从缴费窗口回来,走廊尽头的拐角处,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而过。那人穿着蓝色T恤,手里拎着一个保温饭盒,步子匆忙,像是不想被人发现。
青棠的心猛地一颤——是顾飞羽。
她愣在原地,目光追着那个高高背影,看他绕过住院部的侧门,消失在人流中。原来,这些天的热汤热饭,是他送的。原来,他从没有真正离开过。
自从两人因高考名单不欢而散后,青棠便一直深陷连绵的风暴之中。巨大的变故将她撕扯得支离破碎,如同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孤舟,无依无靠,四处飘摇。可就在此刻,那个熟悉的背影,哪怕只是匆匆一瞥,却已在她心底激起一股巨大的支撑与鼓舞。那感觉,仿佛黑暗中忽然亮起的一盏微灯——虽不耀眼,却足以让她确信,自己并未被世界彻底遗忘。
再过半个月,就要开学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仍夹在她常翻阅的小说里。青棠偶尔翻出来看一眼,纸张上印着的校名在日光灯下泛着柔和的金色光泽——那是她拼尽全力、苦读三年换来的未来。可与此同时,父亲的治疗费,也快要见底了。
那天,主治医生把她叫到办公室,语气尽量温和,却掩饰不住话里的残酷:“青棠,你父亲的情况……说实话,醒来的概率微乎其微。如果勉强维持,不仅会消耗无尽的财力,更会拖累你的前程。”医生未必不是好意,说话时目光闪烁,像是在看一个注定要被生活碾碎的孩子。
青棠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静静地抬起眼睛,那目光冷得像两把锥子,直直地刺过去。医生被她看得后背一凉,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再说,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青棠不是不懂。她一再逃避对未来做出选择,不过是在潜意识里期待着奇迹的发生——也许明天,父亲就会睁开眼睛,叫她一声“青棠”;也许后天,姑姑就会推门进来,笑着说是自己迷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