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去了一趟花店。花店在小区南门的拐角,赵恩每天下班都会经过,但从没进去过。今天推门进去的时候,老板娘正在往桶里插新鲜的玫瑰,看见一个失魂落魄的中年男人杵在门口,手里还攥着一包皱巴巴的纸巾,明显愣了一下。赵恩站在花桶前面看了很久。红的、粉的、黄的、白的,他对花的认知基本为零,唯一能叫出名字的是康乃馨。他站在那儿看了足足五分钟,最后指着一桶白色的花说,这个。老板娘从桶后面探出头来看了看,又看了看他,语气里带着那种职业性的谨慎:“先生,这是白玫瑰。你是求婚还是探病?”赵恩想了想,说都不是,是还债。老板娘手上正剪花枝的动作停了一下。她在这条街上开了六年花店,见过各种各样的顾客,求婚的、道歉的、过纪念日的、参加葬礼的,但头一回遇见一个说要还债的。她上下打量了赵恩一眼,像是在判断这人精神是否正常,最后大概是觉得他只是憔悴而不是发疯,便没再多问,利索地抽了几枝白玫瑰,配了些尤加利叶,用素色的包装纸包好。她特意没系红色丝带,挑了根灰绿色的麻绳扎了个结,整束花看起来素净得不太像一束应该让人高兴的东西。赵恩付了钱,抱着花出了门。走了三步又折返回去,推开门探头问了一句:“商场几点开门?”老板娘像是看怪胎一样看着他,迟疑了片刻才挤出几个字:“哪个商场?”“就这附近最大的那个商场,有珠宝卖的那种。”老板娘错愕的挤出了“十点”两个字。赵恩点点头,抱着花走了。老板娘在身后嘀咕了一句什么,他没听清,也没回头。商场还没开门。他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四十分钟。清晨的北京风很大,九月底的天已经有了凉意。国贸这一带写字楼多,商场少,对面天桥底下已经堵上了,早高峰的车流从东三环一直排到他看不见的地方。他把花护在怀里,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车流发呆。口袋里的止痛药硌着他的指节,他没有拿出来。他今天不会吃任何药,一口都不吃,他想清清楚楚地记住这一天的每一个细节,包括疼。保安在玻璃门后面看了他好几次。一个中年男人,抱着白玫瑰,坐在商场门口吹风,眼睛肿着,怎么看都不像正常顾客。赵恩注意到保安的视线,但懒得解释。他能说什么?说自己不是来求婚的,是来还债的?那还不如什么都不说。九点五十九分的时候,保安终于拉开了玻璃门。赵恩站起来,腿有点麻,他抱着花走进去,从一楼化妆品柜台一路走到珠宝区,那些柜姐齐刷刷地看他,眼睛全落在他怀里的白玫瑰上,又齐刷刷地移到他脸上,目光里写满了职业微笑掩盖不住的好奇。他转了一圈,看了一家又一家。有些柜台陈列着镶满碎钻的豪华款式,有些是设计感很强的几何造型,他统统没看。最后他在一个角落里停下来了,指着柜台里一枚金灿灿的素圈说,这个拿出来看看。柜姐把那枚戒指托出来放在黑色的绒布盘上。就是一枚最简单的纯金戒指,没有花纹,没有镶钻,宽窄适中,克重很大,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像个实心儿的金箍。赵恩张了张嘴,又闭上了,犹豫了大概有十秒钟,最后说:“就这个吧。”柜姐的表情微妙地变了,大概是在心里给他贴了个“奇怪顾客”的标签,但专业素养让她什么都没说,微笑着点了点头。早高峰的北京堵得水泄不通,出租车在四环上走走停停,一脚油门一脚刹车,赵恩被晃得胃里翻涌,可能是没吃止痛药的缘故,也可能是今天实在太紧张了。他把花搂得更紧了些,白色包装纸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车厢里放着那种老派的电台情歌。他从后视镜里看了赵恩一眼,又看了一眼他怀里的白玫瑰,说:“哥们儿这是去求婚?”赵恩低头看了看那束花,白玫瑰已经有点蔫了,在花店里的时候还挺精神的,抱了一上午,风吹日晒,加上他手心出汗攥着花茎,花瓣边缘已经开始泛黄。他想了想,说:“不是求婚,是还债。”司机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你这人说话有点意思啊。”“怎么个有意思法?”“一般人说还债,都是还钱,你这抱着白玫瑰去还债,要么是文艺青年,要么是欠了风流债。”司机说完自己先笑了起来,笑得车厢里的电台情歌都有点跟不上趟。赵恩没笑,但嘴角动了一下。司机见他不搭腔,又自顾自地说开了:“我跟你说,干我们这行的,什么人都拉过。上个月拉一小伙子,也是抱着花,也是说去还债,结果到了地儿我一看,殡仪馆。那小伙子哭得稀里哗啦的,说我欠我妈一束花,欠了三年,今天终于还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