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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5章（第1页）

赵恩和母亲都是沉默的人，母子之间没有很多的话，但赵恩知道，他妈不是来暂住的，她把沂蒙山老宅的钥匙交给了三叔，院里的花母鸡送给了隔壁王婶，衣柜里那几件换季的衣裳全塞进了蛇皮袋，一件都没留。她做了这辈子最决绝的一个决定：不回去了。这件事的导火索是一通电话。葬礼之后，族里有人给母亲打过一次电话，是二爷爷那边的堂叔，说祠堂那边要把赵恩从族谱上正式除名，大伯当年没办完的事他们得替他办完，让母亲代为签个字。母亲当时正在阳台上晾赵恩的衬衫，把衣服抖开，套上衣架，对着电话说了句“恩儿的爹走了，大伯也走了，你们还要怎样”。堂叔说这是族里的规矩，九代单传的香火断了，族谱上不能留这种人的名字。母亲把电话挂了。她把衬衫挂上晾衣杆，在阳台上站了很久。窗外是北京灰蒙蒙的天空，楼下菜市场的叫卖声隐隐约约传上来。她没有哭，沂蒙山的女人不哭，但她把赵恩的衬衫袖子攥在手里，攥了很久。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母亲把一碗小米粥推到他面前，用一种很平的语调说了一句很重的话：“恩儿，以后过年咱不回去了。你爹的坟，妈托三叔帮你扫。妈在哪儿，家就在哪儿。”赵恩端着碗，把脸埋在粥碗上腾起的热气里。他的眼眶很烫，但他没有让眼泪掉进碗里。从那天起，沂蒙山成了一个只在母亲偶尔提起的往事里才会出现的地名。她不再念叨村里谁家娶了媳妇谁家添了孙子，不再在除夕夜对着老家的方向摆一双筷子。她把所有关于故乡的记忆都收进了蛇皮袋最底层，和那几件从老宅带来的换季衣裳压在一起，再也不翻出来。比起季遥发现的手抖，赵恩更严重的后遗症是在出院后一个月开始显现的。最开始只是偶尔的眩晕，赵恩没当回事，以为是术后正常恢复期。后来发作的频率越来越高，有时候半夜翻身猛了，后脑勺像被一根烧红的铁钉从枕骨缝里钉进去，疼得他整个人蜷在床上，咬紧牙关不敢出声，怕吵醒隔壁的母亲。但是，一个孩子身上的疼痛，是瞒不过母亲的。那天赵恩下班回来，在玄关换鞋，弯腰的时候膝盖一软，右手扶住鞋柜才站稳。母亲从厨房探出头，看见他左手摁在右手腕上，脸色发白。她说你手怎么了。赵恩把手腕松开，甩了两下，说没事，今天打字太多，有点酸。母亲没再问了，但那天晚饭她没怎么吃。赵恩在卫生间洗澡的时候，她蹲在洗衣机旁边翻他的裤兜，从裤腿口袋里翻出一板空了的止痛药。铝箔板上只剩两粒，包装纸被揉得皱巴巴的。她蹲在那里，把那板药放在膝盖上，翻来覆去地看，然后把它轻轻放回裤兜里，站起来继续淘米。她没有哭出声，但那天晚上的碗她洗了比平时多一倍的时间，水龙头一直开着，哗哗的水声盖过了客厅里电视的播放声。第二天赵恩下班回来，餐桌上多了一碗天麻炖鸡汤。母亲系着围裙坐在旁边看着他喝，眼神和多年前他在沂蒙山老家备考公务员时一模一样的专注。赵恩喝了一口，说妈，你不用每天炖汤，太累了。母亲说我闲着也是闲着，你喝你的。赵恩没有争辩，把汤喝干净了。他知道他妈发现了他一直小心藏着的止痛药，但他们谁也没有挑开这件事。母子之间的默契就是这样，她不会问他为什么手抖，他也不会告诉她，深夜偷偷抹泪的背影被自己从门缝里看见了。季遥彻底搬走，是在一个周六。他提前一周就在看房子，看好了才跟赵恩说。那天他把次卧里自己的东西一件一件收进那个从大学用到现在的旧行李箱，动作很慢，每放一件都要停一会儿。次卧被还原成了刚搬进来时的样子，床铺得整整齐齐，书桌擦得干干净净。他把钥匙放在玄关鞋柜上，说赵哥，我走了。赵恩说房子找好了吗。季遥说找好了，离这儿不远，地铁五站。赵恩说那就好。季遥拎着行李箱走到门口，没有回头，但他在推开防盗门的时候停了一下。赵恩看见他的后脑勺，碎发被走廊的风吹得微微晃动。“赵哥，我本来想一直赖着不走的，真的。但你妈在这儿，我再住着就有点不知好歹了。所以我就搬出去。你要是还认我这个这个朋友，周末我来看你。”防盗门轻轻合上了。赵恩站在玄关，看着鞋柜上那把钥匙，没有出去送送。他转身走进厨房，把母亲泡在盆里的衣服拎出来，拧开水龙头，一件一件地搓。季遥搬走之后，日子像一面被擦得过于干净的镜子，照不出任何波澜。赵恩每天坐地铁上下班，偶尔头痛发作就吃药，止痛药的牌子换了几种，药效越来越短。季遥每周都来，有时候带水果，有时候带卤味，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只是来坐一会儿。他进门的时候会自觉地换上那双他走时留在鞋柜里的旧拖鞋，好像他从来没有真正搬走过。母亲渐渐适应了北京的生活，学会了用手机买菜，周末偶尔会让季遥带她去附近的公园转转。她在客厅里养了一盆绿萝，每天早晚给叶子喷水，绿萝沿着电视柜的边沿爬出了一条翠绿的小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