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开始养鳖,是在爸爸猝死后的第三个月。
两只,养在阳台的塑料盆里。她说菜市场看到的,觉得可怜就买回来了。“人家说鳖能活一百年,”她撒了一把菜叶,“咱们好好养,说不定能送走咱们。”
她说“咱们”时没有看我,但我知道那个“咱们”里,已经只剩两个人了。
我蹲在盆边看。鳖很丑,壳上布满癞蛤蟆似的疙瘩,脖子伸出来时褶皱堆叠,像岁月本身。它们吃菜叶很慢,一口,咀嚼,吞咽,再一口。慢得让人心慌。
“妈。”我说。
“嗯?”
“你要活到一百二十岁。”
她笑了,眼角皱纹像被风揉皱的湖面:“我先照着八十活。”
“不行,要一百二。”我的声音突然哽咽,“你要活成老鳖那么长寿。”
她放下菜叶,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过来摸我的头。她的手粗糙,掌心的茧刮着我的头发,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好。”她说,“我努力。”
那是我十八岁生日后的第一百零三天。户口本上新的一页已经打印好,户主那栏写着我的名字。下面只有一行:余文英。
原来一个人,也可以是一户人家。
妈妈第一次向我借钱,是在一个周三的下午。
手机震动时我正在出版社校对一本诗集。作者写:“母亲是退潮后留在沙滩上的贝壳,里面空荡荡的,但贴耳听,还有海的声音。”
我盯着那句诗发呆,直到震动第二次响起。
“英子,”妈妈的声音很小,像做错事的孩子,“你手头……方不方便?借我一百块。”
“怎么了?”
“没发工资……”她顿了顿,“你妹妹要交资料费,我钱不够了。”
我转账。手指在屏幕上停顿了三秒,最后转了五百。备注写:“不用还。”
五分钟后又收到她的消息:“你妹妹说资料费只要八十。多的我退给你。”
“留着用。”
“不用,我有。”
那四百二十块钱,像四十二枚烧红的硬币,在我手机里烫出一个洞。我继续校对诗集,但眼睛看不清字了。那些铅字在纸上漂浮、旋转,最后拼成一句话:“我嘎巴一下就死了。”
是的,嘎巴一下。像树枝被雪压断,像冰面突然开裂。没有征兆,只有一声清脆的断裂声,从胸腔深处传来。
那个曾经需要仰视的女人,那个在我发烧时会整夜不睡用酒精给我擦身的女人,那个在我被同学欺负时提着扫帚冲到学校的女人——现在,她低着头,向我借一百块钱。
而我,除了转账,什么也做不了。
下班后我没回出租屋,去了江边。初冬的风已经带刀,割在脸上生疼。我坐在防洪堤上,看江水浑浊地流向下游。手机又震,是妈妈:“钱退给你了。我跟你阿姨借到了。”
退回来的四百二十块,安静地躺在零钱余额里。我盯着那个数字,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大概是小学,我考了第一名,妈妈奖励我十块钱。我去小卖部买了一包她最爱吃的花生糖,剩下的钱小心翼翼折好,塞进她外套口袋。
晚上她洗衣服时发现了,举着湿漉漉的钱问:“英子,这是你放的?”
“嗯。给妈妈买糖吃。”
她哭了,抱着我说:“傻孩子,妈妈不要你的钱,妈妈只要你好好长大。”
现在我长大了。长得足够高,高到她已经需要仰头看我。长得足够大,大到可以借给她钱。可是为什么,长大意味着看着她缩小,看着她从一个能挡风遮雨的屋檐,变成一片需要我撑起的瓦?
江水拍打堤岸。一下,又一下。像谁在缓慢地心跳。
记忆里,母亲的身高定格在初中那年的某个下午。
那天我跟她吵架——为什么吵已经忘了,青春期有吵不完的架——我吼了句特别伤人的话,转身要摔门而出。她拉住我,我猛地甩手。她没站稳,向后踉跄,头磕在鞋柜的尖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