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余按下播放键。录音笔的指示灯亮了,红色的,在午后的阳光中像一只小小的、不肯闭上的眼睛。杂音先涌出来,沙沙的,像风吹过干枯的芦苇。然后是呼吸声,一个人的,很重,很慢,像是一个跑了很远很远的路终于停下来的人在喘气。然后是一个声音,沙哑的,虚弱的,但每一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像是一个知道自己快要没有时间了的人,在用最后的力气把自己这辈子最重要的话刻在石头上。“我叫张明。我是临川市公安局的法医。我犯了罪。我给陆沉舟开过假病历,给陆砚下过药,给林深改过尸检报告。我知道是谁杀了林婉清。不是孟庆川,是孟庆川雇的人。那个人叫——”杂音忽然大了起来,把后面的字吞掉了。江余把录音笔贴在耳朵上,但还是听不清。不是被杂音吞掉了,是被人抹掉了。用磁铁,或者别的什么工具,把那几个字从磁带上抹得干干净净,像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张明知道那个人是谁。他录下来了,又抹掉了。不是因为他怕那个人,是因为他要自己去找那个人。他一个人去,不带警察,不带枪,不带任何东西。他穿着那件深蓝色的手术服,去了。然后他回来了,把录音笔藏在了车座下面,把手术服撕破了一角,把林婉清的尸体放在了后座。然后他回了那条老巷子,进了那间没有光的屋子,换上了那件白衬衫,握着那把手术刀,坐在衣柜里,等。等江余来找他。他知道江余会来。不是因为他认识江余,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案子会有人查下去。不是江余,也会有别人。不是今天,也会是某一天。他只需要等。等一个人走进那条巷子,推开那扇没有锁的门,看到那本日记,看到那张照片,看到那把手术刀。那个人会替他把没有走完的路走完。江余把录音笔关掉,攥在手心里。外壳硌着他的掌纹,很疼,但他没有松手。“沈渡。”“嗯。”“张明抹掉的那个名字,是谁?”沈渡没有回答。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右手,掌心朝上,纹路在阳光下清晰可见。生命线,智慧线,感情线。三条主线在掌心交汇,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三角形的、像伤口一样的图案。“是他自己。”沈渡说。江余的手指僵住了。“他抹掉的名字是她自己。不是因为他不想让我们知道,是因为他不想让那个人知道——他在保护那个人。不是保护他免受法律的制裁,是保护他免受自己的制裁。张明怕他会自首,会认罪,会走上和自己一样的路。他不想让另一个人变成结他翠屏山北麓采石场的夜比别处黑得更早、更深。月亮被山壁挡住了,只有石壁上方那一小片天空还透着暗沉沉的、灰蓝色的光。技术队的应急灯把作业区照得通亮,白光打在裸露的岩石上,石头是灰白色的,在灯光的照射下像一堆堆被剖开的、没有血肉的骨头。大刘还在车里忙活,刷子在车座缝隙里掏了又掏,像牙医在给一颗很难拔的牙做最后的清理。孟冬站在车边,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正在和物证组的人核对清单,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怕惊动这座山里住着的什么东西。江余没有参与这些。他站在采石场边缘,背靠着石壁,手里攥着那支录音笔。外壳已经被他的手心捂热了,不再是刚取出来时那种冷冰冰的金属触感,而是一种温热的、近乎有生命体征的温度——像一颗被从胸膛里掏出来、放在手心里、还在微弱地跳动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