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余坐下来,沈渡坐在他旁边。长桌很长,十二个人坐得很散,中间空着几个位置。赵小刀坐在江余对面,大刘坐在赵小刀旁边,小周和小吴坐在长桌的两头,像两个被派去守关的卫兵。何芳把凉拌菜打开,红油的味道散开来,有人吸了吸鼻子,说了一句“好香”。马老板端着第一盘烤串走过来,羊肉串,肥瘦相间,滋滋冒油,孜然和辣椒面的香味混在一起,浓烈得几乎要把人的眼睛熏出泪来。他把盘子放在桌子中间,说了一句“慢吃”,又转身回了烤炉后面。赵小刀把啤酒开了,一瓶一瓶地传过去。传到江余手里的时候,瓶壁上全是水珠,凉得他指尖发白。他把瓶口的白气吹散了,但没有喝。沈渡从他手里拿过酒瓶,替他喝了一口。不是替他喝,是帮他尝——尝一下苦不苦。沈渡喝完,把酒瓶还给他,说了一句“不苦”。江余不信,但还是喝了一口。不苦。沈渡说的是真的。三杯酒下肚,话就多起来了。大刘开始讲他刚入行时办的那个案子——一个偷电缆的,爬电线杆爬到一半被电打了,从上面摔下来,腿断了,趴在田埂上哭了一个多小时才被人发现。他讲得很生动,手舞足蹈的,讲到小偷趴在田埂上哭的时候,他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像是在替那个小偷哭。小周讲了一个更搞笑的——一个报假警的,说自己被抢劫了,警察调了三个小时的监控,发现他把钱包忘在厕所里了。小吴笑得趴在桌上,肩膀一抖一抖的。何芳没有讲案子,她讲了她女儿——今年高考,考了六百多分,报了警校。“她想当警察。”何芳说这话的时候眼眶有些红,但嘴角是翘着的。赵小刀举起酒瓶,说“敬未来的警察”。所有人都举起酒瓶,碰在一起,发出参差不齐的、清脆的声响,像一小队正在紧急集合的士兵。江余没有讲案子,也没有讲任何事。他坐在那里,手里握着酒瓶,听着别人说话,偶尔笑一下,偶尔点一下头。沈渡坐在他旁边,也没有说话。他不是不想说,是不需要说。在这种场合,不说话比说话更难。不说话意味着你不怕冷场,不怕被人觉得闷,不怕成为人群中最安静的那一个。他不是不怕,是不在乎。他在乎的东西不多,其中一个坐在他旁边,手心里握着一瓶不苦的啤酒。夜色越来越深。马老板的炭火越来越红,烤串一盘接一盘地上,啤酒一瓶接一瓶地空。塑料凳子上的影子在路灯下被拉得很长很长。赵小刀喝得最多,脸红得像煮熟的螃蟹,话密得像开了闸的洪水。她搂着何芳的肩膀,含糊不清地说着“何姐你女儿以后来我们队,我带她”。何芳笑着把她的手从自己肩膀上拿下来,说“你先把你自己带好吧”。大刘喝得也不少,已经开始重复讲同一个案子了——偷电缆那个,讲到第三遍的时候,小周忍不住说“刘哥,你讲过了”,大刘愣了一下,然后说“讲过了不能再讲一遍吗”,小周说“能”,大刘就又讲了一遍。江余喝了两瓶,不多不少。他的脸没有红,眼睛没有花,说话没有乱。但他知道自己醉了——不是因为身体,是因为心。醉不是身体的事,是心的事。心软了,松了,该挡的不挡了,该关的不关了,该藏的不藏了。他坐在那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在裤缝上轻轻敲着。节奏很慢,一下,两下,三下。不是思考的节奏,是另一种——他在等。等这顿饭结束,等人散,等灯灭,等他和沈渡两个人走在回分局的那条路上。那段路不长,十几分钟。他在等那十几分钟。饭局在十一点多散了。赵小刀被何芳扶着走的,大刘被小周和小吴架着走的。塑料凳子被收起来,叠在一起,五颜六色的,像一小片被折叠起来的春天。一次性桌布被风吹得哗啦啦响,马老板从桌子下面捡起一个酒瓶,看了看,又捡起一个,又看了看。他看了很久,不是在看瓶子,是在看瓶子里剩下那一点点酒。酒是琥珀色的,在路灯下像一小块被融化了的、不会凝固的夕阳。他把两个瓶子里剩的酒倒在一起,凑到嘴边,喝了一口。然后他把瓶子放下,继续收拾桌子,动作不快不慢。江余站起来的时候腿有些软,不是喝多了,是坐太久了。他的膝盖响了一声,弯腰去按,手还没碰到膝盖,沈渡已经把手伸过来了。沈渡的手按在他的膝盖上,手心是热的,手指是长的,骨节是分明的。那只手按了三秒钟,然后收回去。“能走吗?”沈渡问。“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