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余走得不快,沈渡跟得也不紧。两个人之间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不远不近,和往常一样。但今天这个距离里多了些东西——不是多了,是少了。少了那种“我在等你说话”的沉默,少了那种“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的猜测,少了那种“我们之间还有什么没有说”的悬而未决。今天他们的沉默是另一种沉默,像两条河终于流到了同一片湖里,不需要再急着往前赶了,不需要再问“你从哪来”“你往哪去”,因为答案是一样的——从山上来,往海里去。路过花店的时候,江余停了一下。花店门口摆着几桶新鲜的切花,玫瑰、百合、雏菊、满天星,还有一大桶紫色的鸢尾花。花瓣上还带着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刚哭过、但已经不再伤心了的眼睛。老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正蹲在桶边修剪花枝,剪刀咔嚓咔嚓的,节奏不紧不慢,像是在给花剪头发。江余蹲下来,从那桶鸢尾花里挑了两枝。花枝很直,花瓣很挺,花蕊是金黄色的,藏在紫色的花瓣中间,像一小簇不会熄灭的火。“多少钱?”他问。老板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他身后站着的沈渡一眼,目光在两个人之间来回弹了一下。“不用了。”老板说,低头继续剪花,咔嚓,咔嚓,“这花今天开得好,送你了。”江余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拿了一枝鸢尾花站起来,转身,递给沈渡。沈渡看着那枝花。阳光从梧桐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紫色的花瓣上,花瓣变成了金紫色。“送我的?”沈渡问。“送你的。”江余说。沈渡接过去,攥在手里,花枝很细,他的手指很长,骨节分明,紫色的花在他手心里像一把小小的、不会伤人的紫色的刀。他们继续往前走。沈渡拿着那枝鸢尾花,江余走在他旁边,两个人之间依然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但那个拳头不知道什么时候缩回去了一根手指,距离变近了,近到江余的袖子蹭到了沈渡的风衣。沈渡没有躲。江余也没有躲。他们走到了翠屏山脚下。不是刻意来的,是走着走着就到了。从花店到这里,走路要四十分钟,他们走了一个小时零十分钟,多出来的三十分钟是在路上停下来看云、看树、看一只猫从墙头跳下来、看一个小孩追着一只蝴蝶跑进巷子里、看一个老人在路边下棋、看一对情侣在站牌下吵架、看一个环卫工人把落叶扫成一堆又被风吹散了。他们看了很多以前不会停下来看的东西,因为今天不用赶路。案子结了一个,新案子还没有来。今天是偷来的。偷来的时间不用赶,偷来的路不用着急走完,偷来的人不用急着还。山脚下的石阶还是那些石阶,湿漉漉的,长了一层薄薄的青苔。江余踩上去的时候滑了一下,沈渡伸手扶了他一把,手握住他的小臂,握了两秒钟,然后松开了。那两秒钟里,江余感觉到沈渡的手心是热的,不是那种握了很久热咖啡的热,是那种天生的、从骨头里往外渗的、怎么都捂不凉也怎么都晾不冷的热。他们沿着石阶往上走。不是去公墓,是去那棵树。那棵张明三十四年前种下的、陆沉舟跪了一夜的、温凝埋在下面的树。树还在,枝丫光秃秃的,和临川栖心疗养中心后山那棵老槐树一样,在这初夏的季节里没有长出一片叶子。但树下多了一样东西——一座碑。不是原来那座没有名字的碑,是一座新的碑,灰色的石面,被阳光照得发亮。碑上刻着字。不是用机器刻的,是手工刻的,一笔一划,深深浅浅,像一个人的手在石头上一下一下地凿。“温凝。一九六八年——一九九〇年。陆沉舟之妻。陆砚之母。张明刻。”江余蹲下来,伸出手,指尖触到那个“明”字。笔画很深,刻字的人用了很大的力气,像是在石头上刻字的时候,把自己这辈子所有的力气都用上了。刻完这个字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力气做任何事了。他回到那条老巷子,走进那间没有光的屋子,穿上那件白衬衫,握着那把手术刀,坐在衣柜里,等。江余把带来的那枝鸢尾花放在碑前,紧挨着碑座。花只有一枝,没有花束,没有花篮,没有那些繁复的、好看的包装。一枝花,一个人,一个名字。够了。“张明什么时候刻的?”江余问。沈渡站在他身后,阳光从他身后涌过来,把他的影子投在碑上,投在“温凝”两个字上面,像一个黑色的、安静的拥抱。“三年前。”沈渡说,“他刻完这块碑,把它埋在了翠屏山。不是埋在山顶,是埋在采石场。林婉清藏身的那个山洞旁边。他每天去给林婉清换药的时候,都会在这块碑前站一会儿。站完,进山洞,换药,擦身子,喂饭。然后出来,在碑前再站一会儿。站到天黑,下山。他做了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