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的边角已经磨白了,折痕很深,像是被人反复打开又折上、折上又打开了无数次。沈渡把它放在内袋里,贴着心脏的位置。他不需要相框,不需要影集,不需要任何多余的东西。他只需要这张照片。这张照片里有他的全部——翠屏山,那棵树,那朵花,还有那个按下快门的女人。她没有入镜,但她的笑在风里,在光里,在照片的每一个像素里。江余把照片翻过来。背面那行稚嫩的铅笔字还在——“陆砚和沈渡。1990年夏。翠屏山。”旁边多了一行新的字,墨迹很新,像是刚写上去的,字迹是沈渡的,工整,有力,收笔干净——“回来了。”江余把照片放回沈渡手里。“这张照片,放在我那里。”沈渡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他把照片放回风衣内袋,拉上行李箱的拉链,提着箱子走到了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这间屋子一眼。屋子不大,三十来平,一室一厅,家具很少,墙上没有挂任何东西,窗帘是房东配的,深蓝色的,很旧了,边角起了毛。他在这里住了三年,从临川调到东城的那天就住进来了。三年里他没有添过一样东西,没有换过窗帘,没有在墙上钉过一颗钉子。他像一个住在旅馆里的人,随时准备退房,随时准备离开,随时准备去下一个地方。今天他退房了。不是离开,是搬。搬去江余那里。江余那里不是旅馆,是他的家。江余把车停在楼下了,是一辆白色的轿车,不是沈渡那辆深灰色的suv。他的车送去保养了,借了赵小刀的车。赵小刀的车很干净,仪表台上放着一个摇头晃脑的太阳能小黄鸭,鸭子的脑袋在阳光下一点一点的,像在打瞌睡。沈渡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关上,拍了拍手上的灰。“你的车什么时候取?”“明天。”“那我明天送你。”“不用。我自己开。”“你的车送去保养了。你没有车。”“我打车。”“我送你。”沈渡看着他。阳光从梧桐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在江余脸上投下一片一片细碎的、金色的光斑。他的头发还是翘着的,衬衫还是皱的,但那枚戒指在他无名指上反着光,金色的,暗沉沉的。“好。”江余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沈渡坐在副驾驶。小黄鸭的脑袋在仪表台上一点一点的,像在给他们指路。车子发动了,驶出小区大门,汇入主路。从沈渡的住处到江余的住处,开车二十五分钟。这二十五分钟里他们没有说话。没有说话的必要。两个人在这座城市里各住各的住了三个月,从秋天住到冬天。今天他们不住各的了。今天他们住一起。江余住在城东一条安静的巷子里,老小区。楼梯间的声控灯是坏的,他用手电筒照着亮,光在墙壁上晃来晃去。沈渡提着行李箱跟在后面,两个人的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回荡,一下,又一下,像两颗心脏在不同的胸膛里跳着同一个节奏。六楼,左边那户。门是深褐色的,门上新贴了一个“福”字,红色的,倒着的,是沈渡上次来的时候贴的。江余不会贴这个,他不知道“福”字要倒着贴,也不知道过年要贴春联。沈渡贴的时候他没有帮忙,站在旁边看,看着沈渡把胶带剪成一小段一小段,贴在“福”字的四角,然后踩上椅子,把它按在门板的正中央。他按了很久,久到江余以为他要把那个“福”字按进门板里。他下来了,江余问他“你贴那么紧干什么”,他说“怕掉了”。怕掉了。掉了就没了。没了就不吉利了。不吉利了他会再贴一个。他口袋里还有一张,叠成小方块,放在风衣内袋里,和照片、纸巾、钥匙放在一起。江余把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一下,门开了。屋子不大,一室一厅,比他刚才离开的那间大一些。客厅里有一张旧沙发,是他从上一个租客手里买下来的,沙发布是深灰色的,上面搭着一条浅蓝色的毯子。茶几上放着一杯凉白开,是他今天早上倒的。他没有喝,等沈渡来喝。沈渡把行李箱提进来,靠在玄关的墙边。他站在客厅中央,四下看了一圈——沙发,茶几,电视柜,电视柜上放着一盆绿萝,绿萝的叶子有些黄了。厨房在进门右手边,很小,只能站一个人。灶台上放着一口崭新的铁锅,锅把上还挂着标签。沈渡走过去,把标签扯下来,揉了揉,扔进垃圾桶。“你买锅了?”“嗯。昨天买的。”“你不是不会做饭吗?”“学。”沈渡看着那口锅。铁锅,黑色的,很重。江余的手腕那么细,端得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