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余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照片,放在两个人之间的石头上。照片上是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婴儿,婴儿在哭,男人在笑。照片的背面是温鸢的字迹——“爸爸和妹妹。妹妹不想拍照,爸爸在哄她。妈妈拍的。”温远山低下头,看着那张照片。他的手指动了一下,蜷着的指节伸开了,又蜷上了,像一只不知道该不该伸出去的、犹豫了很久的、最后还是没有伸出去的虫。江余把照片翻过来,让他看正面。那个男人的脸在阳光下很清晰,年轻,饱满,颧骨没有现在这么高,眼眶没有现在这么深,左肩也没有现在这么低。他的手不是扶着轮椅的,是抱着婴儿的。婴儿在哭,他在笑。他笑起来的时候嘴角的弧度和温鸢一模一样。不是温鸢像他,是他像温鸢。温鸢的脸是从他这里来的,浅褐色的眼睛、高颧骨、薄嘴唇。她画了那么多画,没有画过他的脸。但她画过他的笑。在每一幅画的背景里,那个人影的嘴角有一个很浅很浅的弧度,和沈渡的微表情一模一样。那不是沈渡,是他。“她画了你的笑。”江余的声音低了下去,低到像是在对着一阵不会回答的风说话。“她没有画你的脸,但她画了你的笑。笑在每一幅画的角落里,很小,很淡,像是不小心画上去的。不是不小心,是不敢画大了。画大了就会被人看到,被人看到就会有人问你为什么在这里,你回答不了。你没有办法回答。你杀了人,跑了很多年,从临川跑到东城,从名字跑到影子。你不是在躲警察,你是在躲她。你怕她问你,你为什么要跑。”温远山的手终于伸出来了。不是去拿照片,是按在了照片上方的石头上。骨节突出的手指压在粗糙的石面上,指甲缝里的黑泥在阳光下像一小片一小片干涸的河床。他的手在发抖,抖得很慢,很大幅度,像一台老旧的、快要散架了的机器在做最后的挣扎。他的手杀了人。1990年8月14日晚上,在临川永安路23号,他用这根右手的拇指、食指、中指掐住了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的脖子。她没有挣扎,她在笑。她笑的时候他松了一下手,她笑得更厉害了。他问她你笑什么,她说你杀了我,温鸢就会记得你一辈子。你不是想让她记得你吗?你现在可以记住她了。他杀了她。杀了她之后他跑了,从临川跑到东城,从东城跑到翠屏山,从翠屏山跑到这座采石场,从采石场跑到这块石头上。他跑了二十六年,没有跑出温鸢的画。她在每一幅画里都画了他,很小,很淡,不仔细看就看不到。但他看到了,他总是在看,看了二十六年,看到她的画从临川到东城,从油画到水彩,从彩色到黑白。她画到最后画不动了,他还在看。沈渡站在采石场入口处,靠在那辆深灰色suv的车门上,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看着山上。他的位置没有变过,能看见江余,也能看见温远山。江余不需要他上去的时候,他就在下面等着。不是等江余下来,是等风停。风没有停。风从山坳口灌进来,把碎石堆上的灰尘吹起来,细细的,密密的,像一场很小很小的、灰色的雪。江余坐在那片灰色的雪里,头发上落了一层灰,肩膀上落了一层灰,他没有拍,让那些灰落着。灰是时间,时间把人磨成了灰,灰落在人身上,人就成了时间的碑。他坐在这里,是替温鸢坐的,替温凝坐的,替所有温家的女人坐的。“温远山。”江余叫了一声。温远山转过头来。那张干涸的、沟壑纵横的、没有表情的脸上,那双浅褐色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不是泪,泪早就流干了。是光,是太阳从云层后面钻出来那一瞬间打在眼睛上的反光。反光里映着江余的脸,映着山崖,映着天空,映着一只不知从哪里飞来的、正在山崖上方盘旋的鹰。鹰在天上画圈,一圈,两圈,三圈,然后收拢翅膀,落在崖顶的枯树上。“温鸢给你留了东西。”江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温远山手心里。不是钥匙,不是刀,不是照片。是一朵干枯的鸢尾花,紫色的,花瓣已经卷曲了,脆得像纸,一碰就会碎。他从温鸢的遗物里找到的,在她素描本的最后一页夹着,压了很多年,压到花和纸黏在了一起,分不开了。素描本上的最后一页画的是一个人影,很小,很淡,站在一棵树下,面朝画外。人影的手里拿着一朵花,花的颜色是紫色的,不是画的,是用真的花压上去的,压了很多年,压到花瓣的紫色渗进了纸里,在纸面上留下一小片淡淡的、紫色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