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警察。”工作人员没有说别的。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登记表,放在柜台上,推过来。江余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江余。不是陆砚,是江余。江余是送林秋最后一程的人。陆砚不是。陆砚是1990年那个站在翠屏山树下、手里拿着鸢尾花、不知道自己母亲已经死了的男孩。他不认识林秋。江余认识。他们在这个时代相遇了,以一个案子的方式。她死了,他还活着。活着的要送死了的。走廊很长,灯是白色的,很亮,照得地面像一面没有边际的、不会碎的镜子。江余走在前面,沈渡走在后面。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一下,又一下,像两颗心脏在不同的胸膛里跳着同一个节奏。房间在最里面。门是关着的,门上的玻璃窗口透出一片惨白的、冷冷的光。江余推开门,走进去。房间不大,一张不锈钢的床,床上盖着白布,白布下面是一个人形的、蜷缩的轮廓。和永安里小区楼下那个人形轮廓一样——头朝里,脚朝外,右臂压在身体下面,左臂伸向一侧。姿势没有变过。她从六楼走下来的时候是蜷着的,躺在水泥地上的时候是蜷着的,被抬上担架的时候是蜷着的,被放在冰柜里的时候是蜷着的,被推到这间房间的时候还是蜷着的。她不会展开了。她一辈子没有展开过。江余站在床边,把牛皮纸信封放在她手边。白布下面那只手的位置。“这是你爸画的。”他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在对一个在睡觉的人说话。“二十六张,你每长大一岁,他画一张。他不知道你长什么样,但他画出来了。你可以看看像不像。”没有人回答。江余站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他感觉不到自己的腿,感觉不到自己的腰,感觉不到自己手里攥着的那把折叠刀硌着掌心的疼。沈渡走过来,站在他旁边。“走吧。”沈渡说。江余没有动。沈渡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手心是热的,手指是长的,骨节是分明的。和昨夜一样,和今早一样,和每一次一样。这只手不会变,不会冷,不会松开。江余握住了。他们走出房间,走出走廊,走出接待大厅,走进阳光里。阳光很好,好得不像是一个有这么多人死了的世界。沈渡发动了车子。江余靠在座椅上,从口袋里掏出那把折叠刀,弹开刀刃。“沈渡。”“嗯。”“林深的案子,不结了。”沈渡看着他。“不是不结,是不需要结。”江余把刀刃收回去,放在手心里攥着。“他不是嫌疑人,不是被害人,不是任何人。他是林秋的爸爸。他在画里活了一辈子,画完了,任务完成了。他可以走了。不是死,是走。和林秋一样,从六楼走下去,走到水泥地上。他不是走不下去,是他还在画。画完最后一张——温静的。他没画过温静,一张都没有。不是因为不想画,是因为他知道温静在等他。等他画完林秋,画完自己,画完所有人。然后他画她。她会对他笑的。”江余把折叠刀放回口袋。“沈渡。”“嗯。”“今晚吃什么?”“烤茄子。”“多加蒜。”“多加蒜。”车子驶出殡仪馆的大门,驶入主路。阳光从挡风玻璃涌进来,照在两个人身上。江余闭上了眼睛。嘴角有一个很浅很浅的弧度。不是笑,是一种更安静的、更深沉的、像是把所有重量都放下了的弧度。沈渡看了他一眼。把车里的音乐打开了。一首老歌,声音沙哑的女中音唱着“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江余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一下,两下,三下。和沈渡敲的节奏一样。车窗外,东城的街道在午后的阳光中慢慢后退。烤茄子摊在老地方,老板正在生火,烟从炉子里冒出来,在空气中画出一幅灰色的、会动的画。画里没有脸。但他们在。----------------------------------------骨灰林秋的骨灰是赵小刀去取的。她没让江余去,也没让沈渡去。她说她顺路,其实不顺路,殡仪馆在东城最东边,她住在西边,横穿整个城市。她一个人去的,一个人签的字,一个人把骨灰盒从工作人员手里接过来。骨灰盒是深褐色的,木头的,很轻,轻得像一个空盒子。但里面不是空的。是一个人的一生。二十六年,画了成千上万张空白的脸,最后自己被装进了一个比画框还小的盒子里。赵小刀抱着那个盒子,从殡仪馆走到停车场,走了十几分钟。她的手没有抖,但她的嘴唇在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