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余把手从碑上收回来,站起来,膝盖响了一下。他转过身,看着沈渡。沈渡站在阳光里,风衣的扣子系得整整齐齐,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几缕碎发落在额前,在阳光下几乎是透明的。他的手里还拿着那枝鸢尾花——不是一枝,是两枝。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变出了一枝,和江余送他的那枝并排握在一起,紫色的花瓣碰着紫色的花瓣,像两个人在牵手。“另一枝哪来的?”江余问。“山坡上摘的。”沈渡说,“你蹲在碑前的时候。”江余看着他手里的两枝花。一枝是他送的,一枝是沈渡自己摘的。两枝花,一枝来自花店,一枝来自山坡。同一座山,同一天,同一个人。江余笑了一下,不是那种没心没肺的笑,是一种更安静的、更深沉的、像是把所有的重量都放下了的笑。他从沈渡手里拿过那枝自己送的鸢尾花,放在了温凝碑前。然后他转过身,沿着山坡往下走。沈渡跟在后面,手里还握着另一枝。那枝没有放,他带走了。不是要带回办公室插在矿泉水瓶里,不是要夹在案卷里压成干花,不是要放在任何地方。他握着,握着走下山,握着走过街道,握着走过花店,握着走过早餐摊,握着走过报刊亭,握着走过分局的大门,握着走上四楼的楼梯,握着走进办公室,握着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握着翻开新的案卷。花会谢的。但那是以后的事。江余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赵小刀正站在白板前面,用红笔在写一个新的案件编号。听到脚步声,她转过身,手里还拿着马克笔,笔帽咬在嘴里。她看到江余,看到沈渡,看到沈渡手里的鸢尾花,又看到江余空空的手。她的目光在花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什么都没有问。不是不好奇,是学会了不问。“江队,新案子。”赵小刀用马克笔点了点白板上那个新写的编号,“凌晨五点,城东,永安里小区,一个女人从六楼摔下来了。不是自杀,不是意外,是他杀。”江余走到白板前,看着那个编号。案件编号,日期,地点,死者的名字——林秋。姓林。又是姓林。林婉清,林深,林婉儿,林秋。江余的手指在裤缝上轻轻弹了一下。姓林,和温鸢案里的林家是同宗同源。翠屏山的雨刚停,新案子的雨又来了。不是雨,是风。风从翠屏山来,从临川来,从1990年来,从更远的地方来,吹过所有的人,吹过所有的案子,吹过所有的雨夜。风还在吹,不会停。沈渡把那枝鸢尾花插进桌上的矿泉水瓶里,拧上瓶盖,放在台灯旁边。台灯的光照在紫色的花瓣上,花瓣变成了金紫色,和他风眼赵小刀在车上已经把初步的情况说了一遍。永安里小区,城东,老居民楼,六层,没有电梯。凌晨四点五十三分,有人从六楼摔下来了。不是跳,是摔。区别在于,跳的人是主动的,摔的人是被动的。跳的人会张开双臂,像鸟,像落叶,像一颗不再想挂在枝头的果实。摔的人不会,摔的人是蜷缩着的,像一只被从巢里扔出来的幼鸟,翅膀还没有长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掉下来,不知道地面为什么那么硬,不知道疼,因为疼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