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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流 私塾三年（第1页）

①刘翠花的主意

民国三十四年，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传到八公山下，已经是八月末了。

周老根在田里听到保长敲锣，直起腰来擦了把汗，脸上没什么表情。打仗不打仗，对他这样的佃农来说，区别不大-粮食照样种，租子照样交，日子照样紧巴巴地过。他把锄头扛上肩，沿着田埂往回走，心里盘算的是今年秋粮能不能多打两斗。

他不知道的是，家里那盏油灯底下，刘翠花心里盘算的，是一桩远比秋粮更大的事。

周德厚满了六岁。乡下孩子六岁能干什么？放牛、拾柴、带弟弟妹妹。周老根就是这么想的-家里三个娃，老大能搭把手了，明年春耕就能跟着下田。可刘翠花不这么想。她嫁到周家之前，在镇上大户人家做过三年丫鬟，见过东家少爷念书的样子。那少爷比周德厚还笨些，背《三字经》磕磕巴巴的，可东家照样请先生、供纸笔，逢人就说“犬子开蒙了“。那时候刘翠花就明白了一件事：认得字的人，命是不一样的。

她不指望儿子考功名-大清都亡了三十多年了，没那个念想。她想的很简单：认得字，就不会被人把卖身契当成借据按手印；认得字，去镇上粮行粜粮就不怕账房在斤两上做手脚；认得字，将来哪怕还是种地，也种得比别人明白。

但这些话她没跟周老根说。她知道说了他也听不进去。周老根一辈子没出过八公山，最远去过县城，还是当年被抓壮丁路过，半路逃回来的。他眼里的世界就这么大：田、粮、租、老天爷。多一样都没有。

事情是在晚饭桌上挑明的。

那天刘翠花做了辣子炒腊肉-腊肉是过年剩下的一小块，藏在房梁上挂了半年，原打算留到中秋。她把腊肉切得极薄，下锅一煎，油花溅起来，满屋子香。三个孩子眼珠子都快掉进碗里了。周老根也多吃了一碗饭。

趁着他放下碗、摸出旱烟袋的功夫，刘翠花开口了。

“老根，德厚六岁了。“

“嗯。“周老根把旱烟锅子在桌腿上磕了磕。

“我想送他去念书。“

周老根的手停住了。他抬起头看了刘翠花一眼，又看了看旁边端着碗舔米粒的周德厚，没有立刻说话。他把烟锅子塞进嘴里，划了根洋火，吸了两口。旱烟叶子烧得吱吱响，一股呛人的辣味弥漫开来。

“念什么书。“他终于开口，声音闷闷的，“饭都快吃不上了。“

“刘先生那里，一年三斗麦子。“刘翠花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已经算过一百遍了。

“三斗麦子！“周老根拔下烟袋，声音陡然拔高，“你当三斗麦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是小半年口粮！“

“我省。“

“你拿什么省？“

“我做针线活。“刘翠花看着他的眼睛，“镇上赵家布庄要人缝衣裳，一件褂子两文钱。我夜里做，不耽误白天的活。“

周老根不说话了。他闷着头抽烟，烟雾一缕一缕地从鼻孔里喷出来，在油灯昏黄的光里盘旋上升。灶台上的铁锅还冒着热气，窗外的秋虫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

刘翠花没有逼他。她起身收拾碗筷，把孩子们打发去睡觉。周德厚躺在堂屋的铺上，听见爹娘的屋子里一直有低低的说话声，夹杂着旱烟的呛味，从门缝里飘过来。他听不清在说什么，只知道那声音像山涧里的水，闷闷地冲撞着石头。

第二天一早，刘翠花出了门。

她换了一身浆洗干净的蓝布褂子，头发用木簪子紧紧绾住，胳膊底下夹着两双新做的布鞋-那是她熬了好几个晚上赶出来的。她走了四里山路，翻过一道梁，来到私塾先生刘仁轩的门口。

刘仁轩是个老秀才，民国后没了科举，就在家里设馆教书，收附近几个村子的蒙童。他住在一间青砖瓦房里，门槛被磨得光溜溜的，门楣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红纸，写着“有教无类“四个字，墨迹已经淡得快要看不见了。

刘翠花站在门口，两条腿有些发软。她定了定神，跨过那道光溜溜的门槛，把布鞋放在桌上，说明来意。

刘仁轩六十多岁，戴一副铜边眼镜，镜片后面一双眼睛把刘翠花上下打量了一番。他没有先说收不收，而是问：“孩子多大了？“

“六岁，属兔的。“

“叫什么？“

“德厚-周德厚。“

“唔。“刘仁轩摘下眼镜擦了擦，“名字倒不错。让他来试试。初七开学，带一块墨、一支笔、一刀毛边纸。“

“束脩-“刘翠花试探着开口。

“一年三斗麦子，分春秋两季交。大家都是这个价。“刘仁轩顿了顿，“不过你家那个……先让孩子来吧，麦子的事不着急。“

刘翠花从刘先生屋里出来，走了几步，忽然靠在路边一棵槐树上，深深吸了一口气。槐树的树皮粗糙地硌着她的脊背，阳光从树叶缝里筛下来，落在她脸上，一明一暗的。她睁大眼睛望着头顶的树梢，嘴角慢慢浮起一个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