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她也曾经见过一张这样的白纸。
那时她读大一,春季开学还不到两个星期。星期五下午没有课,她在宿舍里睡觉,窗帘只拉了一半,阳光照在上铺垂下来的帘子上,把那些洗不干净的灰尘照得一粒一粒浮在空中。手机响了三遍,她才从枕头下面摸出来。
母亲说自己在学校东门。她以为听错了,坐起来问:“你来学校干什么?”
“换件深色衣服,”母亲说,“跟我去一趟。”
“去哪?”
电话那边停了一会儿。
“葬礼。”
母亲说完便挂了电话。
她在衣柜里找了很久。她带到学校的衣服大多颜色明亮,白色卫衣、浅蓝色毛衣,还有一件领口印着黄色字母的外套。最后她从箱子底下翻出一件黑色针织衫,是去年冬天买的,袖口已经起了毛球。
室友问她是不是家里出了事,她说不是,说完又觉得这句话没有根据。母亲没有告诉她死的是谁,也没有说明为什么非得带她一起去。她只好补了一句:“可能是一个亲戚。”
“很亲吗?”
“不知道。”
她在镜子前把头发扎起来。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刚从一场没有做完的梦里被叫醒。她忽然想起自己应该带点什么,又不知道参加葬礼究竟需要带什么。小时候跟着大人参加过几次婚礼,知道红色塑料袋里要装糖,桌上会有花生和瓜子,临走时有人站在门口发毛巾。葬礼在她的记忆里只有零散的白布、鞭炮和几个突然哭起来的大人,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
母亲站在学校东门外,穿一件深灰色外套,脚边放着一只旧皮包。她没有进学校,只站在一排共享单车旁边等。学生从校门里不断涌出来,有人拖着行李箱,有人捧着奶茶,几个男生在路边争论晚上去哪里吃饭。母亲站在他们中间,像是从另一个地方临时被放进来的。
看见她以后,母亲先打量了一遍她的衣服。
“没有别的黑衣服了?”
“这不就是黑的吗?”
母亲伸手把她领口那枚银色别针取下来,放进自己的皮包。
“这个不用戴。”
她没有问为什么。
她们坐公交车去了长途汽车站。母亲在车上一直看窗外,经过银行时忽然叫她下车。她跟着母亲走进自助服务区,看见母亲从银行卡里取出一沓现金,又站在机器前数了两遍。
“死的是谁?”她问。
母亲把钱塞进皮包。
“你爸那边的一个长辈。”
“叫什么?”
“按辈分,你该叫三爷爷。”
“我见过吗?”
“小时候见过。”
“什么时候?”
母亲已经推开银行的玻璃门,冷风从外面灌进来。
“他还抱过你。”
这句话没有唤起任何记忆。她想象不出那个已经死去的老人年轻时是什么样,也想象不出自己被他抱在怀里的样子。她只觉得大人总喜欢用这种方式证明一种关系:谁在你小时候抱过你,谁替你买过糖,谁在你出生时送过一块布。只要有人记得,这些事情就算存在着;至于她本人是否记得,并不重要。
车站旁边有一家文具店。母亲进去买了一沓白纸和一支黑色签字笔。店主从柜台下面拿出几只现成的白色信封,问她要不要这种,上面已经印好了字。
母亲看了一眼,说不用。
她们坐在候车厅最边上的两张塑料椅子上。母亲从那沓纸里抽出一张,沿着中间折了一次,又将两边向内压。她折得很慢,每一道边都用指甲反复刮平,像要把某种容易散开的东西严密地包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