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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伢（第1页）

我三岁以前不会说话。

这件事不是我记得的，是别人替我记得的。母亲说我不是完全不会，我会哭，会笑，饿了会哼，夜里尿湿了裤子也知道把两条腿蹬得床板响。我只是不会说人话。姐姐说得更绝，她说我那时候连哭都和别人不一样，别人家的孩子哭起来是要东西，我哭起来像东西已经被人拿走了。

村里人不管这些。他们只记得我会说一个字：鹅。

我家那几年养了许多鹅。鹅关在屋后的竹篱笆里，白天伸长脖子吵，晚上挤在一起还要小声嘀咕。父亲从外面贩鹅回来，先把两只脚捆住，再把鹅倒着挂在摩托车两边。车还没进村，叫声已经沿着土路滚了进来。村里人听见了，就知道周德安回来了。

父亲贩的鹅有时当天卖掉，有时要在家里养几天。卖不掉的鹅比卖掉的叫得更响，像是知道自己多活了一阵，非要把这一阵活给叫出来。母亲说我整天坐在门槛上听它们，谁来逗我，我就看着谁，嘴里说鹅。人家问我叫什么，我说鹅。问我吃饭没有，我说鹅。问我你妈呢，我还是说鹅。

后来大家便不问了，只要看见我，就先替我说：

“鹅——”

我也答：

“鹅——”

他们笑，我跟着笑。我不知道他们笑的是鹅，还是我。

独山村的人给孩子取小名，一般不问父母。孩子身上有什么，就叫什么。长得黑的叫黑伢，生下来轻的叫毛伢，头大的叫大头，爱哭的叫哭包。我家有鹅，我又只会说鹅，大家便叫我鹅伢。这个名字比周川早，叫的人也比周川多。后来我上了学，老师点名叫周川，我有时还不知道是在叫我。有人在教室外面喊一声鹅伢，我马上就会把头抬起来。

我出生在一九九九年前后。母亲对具体日子记得很清楚，对年份反而含糊。她说那天下过雨，屋檐还在滴水，门前的泥路陷脚，接生的人裤脚沾满黄泥。父亲说没有下雨，他记得月亮很亮，他半夜去喊人，连手电筒都没带。姐姐说他们都记错了，那天既没有雨也没有月亮，天一黑，她就被送去了外婆家，第二天回来时才看见我。

三个人讲的是同一天，像三户人家过了三个日子。

我更相信姐姐。她那年五岁，五岁的孩子常常记不住大人要他记的，却会记住大人以为他忘了的事。她说我刚抱回家时皱巴巴的，脸红，头发贴在脑门上，一点也不好看。奶奶站在床边看了我一会儿，说，总算有个男伢了。姐姐那时不懂“总算”是什么意思，只觉得奶奶的声音比平时亮，好像屋里点了第二盏灯。

姐姐问，我呢？

没人回答她。

母亲躺在床上，脸朝墙，累得睁不开眼。父亲忙着给来帮忙的人散烟。奶奶把我抱过去看脚趾，看手指，看两腿中间那个能让她高兴的东西。姐姐站在门边，又问了一遍，我呢？

这回父亲听见了。他说，你是姐姐。

姐姐后来对我说，她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当姐姐的。此前她只是周晓霞，那以后她做什么都有人提醒她是姐姐。吃饭时要让弟弟，走路时要牵弟弟，有人给两块糖，她要先把大的一块递给弟弟。她要是哭，大人就说这么大的姐姐还哭；我要是哭，大人便问是谁把弟弟弄哭了。

她说这些话时已经长大了，语气平静，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我听完没有道歉。那时我也觉得，谁让你比我早生五年呢。过了许多年，我才知道早生五年不是她犯的错，晚生五年也不是我的功劳。

我家在独山村靠下一点的位置。屋后是坡，屋前是田。田埂歪歪扭扭，从高处看像谁拿树枝在泥里随手画的线。再往前走，要过一条小溪。水浅的时候，大人一脚便跨过去，孩子要踩着露出水面的石头。雨下大了，石头被水盖住，姐姐就脱掉鞋，拎在手里，一步一步趟过去。

小溪那边再隔几亩田，是外公外婆家。

外公许茂林不爱笑，脸长，眉毛浓。他同别人说话时总像在问一件要紧事，哪怕只是问今年的茶叶什么时候下来，也让人觉得答错了要承担后果。村里的孩子有点怕他，姐姐却不怕。她一到外公家，外公就弯下腰，让她爬到肩上。姐姐两只脚垂在外公胸前，手抱着他的额头。外公扛着她在院子里走，有时还要走到田埂上。外婆在后面骂，说摔下来怎么办。外公不回头，只说，摔不下来。

这也是姐姐后来反复讲给我听的。她讲的时候总会把“摔不下来”说得很慢。外公一辈子说过许多话，我们最后记住的，往往是他当时随口说的。

外公家有了好吃的，会托人来喊姐姐。半块饼，一只煮鸡蛋，一碗刚从锅里盛出来的肉，都值得叫她走过几亩田和一条小溪。外婆有时也喊我，更多时候只喊姐姐。母亲说外公疼姐姐，是因为他自己有两个女儿，都没能好好读书。姐姐说不是，外公疼她就是疼她，没有因为。

我小时候不懂没有因为的疼爱。我只知道姐姐去外公家回来，嘴上常有油。有一次她回来时，我闻到她身上有肉味，就追着她问吃了什么。她说没吃。我不信，把手伸进她口袋里摸。口袋里有一小块兔肉，用树叶包着，已经被她捂得温热。

我抢过来就吃了。

姐姐站在那里看着我。她没有哭，也没有骂，只说那是外公给她的。

我一边嚼一边说，外公也是我外公。

她说，可他是给我的。

我没有把肉吐出来。那块肉有骨头，我把骨头也含了很久，直到一点味道都没有才扔掉。后来我记不得兔肉是什么味道，却一直记得姐姐看我的样子。她第一次让我知道，一样东西即使已经被我吃进肚子里，也不一定就是我的。

兔子是父亲夜里弄回来的。

父亲年轻时干过许多活。他十六岁就跟人出去修公路，挑土，抬石头，推独轮车。他说那时候一天挣的钱买不了几斤肉，工头还总说他们偷懒。父亲讲修路时只讲自己力气大，一个人能顶别人一个半，从不讲累。母亲在旁边听见了，会说，你既然那么能干，怎么没把那条路搬回来。

父亲不喜欢这话。他会把酒盅往桌上一放，说，你懂什么。

母亲确实不懂修路。她小学没念完，就留在家里割草、放牛、带妹妹。她不懂外面的工钱怎么算，也不懂一条公路为什么修完以后属于所有人，唯独不属于修路的人。她只懂家里的钱够不够买米，够不够交学费，父亲喝一顿酒以后还剩多少。

后来父亲不修路了，跟着外公贩茶叶和棉花。他们走周围的村子，带一杆秤，一只装钱的旧皮包。茶叶轻，棉花更轻，可一包一包收起来，都能把人的腰压弯。父亲说外公做生意不肯在秤上占便宜，有时卖家自己看不清，外公也要把秤杆抬给人看。父亲觉得这样挣钱慢，外公说，慢就慢，饿不死。

外公说这话时，家里也并没有多余的粮食。他的两个女儿早早停了学，不是因为她们笨，是因为田里的活不会自己做，饭也不会自己煮。舅舅许志诚能继续上学，是因为他成绩好，也是因为他是儿子。后来母亲提起这些，并不说不公平。她只说那时候家家都那样。仿佛家家都做的事，落在一个人身上便不再疼了。

父亲跟外公跑了几年，手里攒下一些钱，买了一辆摩托车。那辆车是红色的，油箱两边各有一道银白的线。父亲每次擦车，都先擦油箱，再擦后视镜，最后才擦满是泥的轮子。村里还没有多少摩托车，父亲骑出去时，孩子会跟在后面跑。母亲坐在后座上，起初不敢把手放在父亲腰上，只抓着后面的铁架。父亲一加速，她就往后仰，一减速，她又撞到父亲背上。